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舞弊，这几乎是人类难以避免且无法否认的事实。科举考试作为古代读书人实现人生“进阶”的主要途径，自然也有人削尖了脑袋投机取巧，想法设法进行作弊，以求金榜题名，获取荣华富贵。尤其是在明朝，科举考试作弊之风更盛，作弊手法花样翻新，无所不用其极。下面就与大家聊聊明朝科技考试的七大作弊手段。

1、买通同考官

在科举考试中，有些考生会事先花大价钱买通同考官（协同主考或总裁阅卷的官员），约好答卷中的特定字眼。考生在答卷时写上约定的字眼，被买通的同考官阅卷时，依据特定字眼找出试卷，不惜压下其他好卷，全力向主考官推荐。

这种作弊的手段，在历史上被称为“关节”，较为隐秘，成功率也较高，故而时常发生，明朝周玄晖在《泾林续记》中就记载有不少此类作弊故事。

比如在万历四十六年的科考中，有一位孙姓考生花了一千五百两银子托人买字眼，同考官即将字眼交给孙某。到阅卷时，同考官找到孙某的卷子，但因为孙某所作的卷子文理不通，错漏百出，实在不堪，所以虽经同考官力荐，最终还是被主考官刷了下来，孙某只能名落孙山。

发榜后，同考官找到孙某，十分惋惜地对他说：“我已尽力帮你了，但还是没有将事办成，我们俩的命运真不好啊！”考官痛哭流涕的委屈样感动了孙某，故而事虽未办成，孙某仍以一百两银子相谢。这位考官也不白白收下这么重的礼物，当即告诉他一个好的作弊方法：“下次乡试，你不要自己作文了，还是请一个八股文高手代笔，乡试才能取中。”后来，孙某依计而行，终于考上了举人。

2、夹带材料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夹带资料进考场都是不被允许的。为了防止有人偷偷夹带材料进入考场，明朝有关部门在考生进入考场前都会进行极为严格的搜身，一旦发生考试夹带材料，处罚十分严厉。但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便官府再如何严厉防止夹带，仍然有考生铤而走险，用更加隐秘的方法夹带资料进入考场。

据记载，有些考生为了携带方便，在科考前花钱请善于书写蝇头小楷的人，书写经义、“四书”义于金箔纸上，一千篇文章所用的金箔纸，不过一二寸厚，很容易地藏入毛笔管中、砚台底下，甚至半空水注、夹底草鞋之下，顺利通过搜身，带入考场。

这还不是最高明的，技术更为高超的是，当时有人发明了一种书写药汁，用它将所欲携入的文字书写在青布衣裤上，凉干后毫无字迹可寻，搜检官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等到进入考场后，即在衣裤上撒上一层细泥，文字立即显现出来。这种衣裤，当时有个专门的名称，叫“文场备用”，每副值一百两银子，有些人甚至以贩卖这种衣服谋生。

３、买通巡视官

在科举考试前，考生事先买通巡绰官（负责在试场中巡查管理的官员），让他们将书薄带入考场。等到考生点名、搜检完后，即将考生送入号房，乘机将所携带的文字材料交给考生。这种作法也很严密，旁人难以发觉。

然而，明代科举考试时，每一号房均有一名军丁把守，考生不敢放心大胆地誊录。因此，巡绰官在离开号舍时，往往会故意吓唬守军说：“这是兵部某爷的公子，要小心侍候，否则严加捆打，决不饶恕！”号军一听这是国防部老爷的公子，自然害怕，只能听任考生誊抄，而不敢加以阻拦。

更有甚者，有考生在科举前买通主考官身边之人，将所书写好的文字材料让主考官身边之人放入主考官随身衣物之中，蒙混进入考场，等考生点名入场时，再将书簿偷偷交给考生。这种怀挟十分安全又“高明”，因为科举考试虽搜检入场考官的行李，但对主考官等高级官员从未认真搜检，因而很难发现。

４、割卷

弥封又称糊名，是指在考生试卷写姓名处，由弥封官反转折叠，用纸钉固糊名，上盖关防（印章）。弥封制度始于唐代武则天时，“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其等第”。宋真宗景德年间，弥封之法成为定制，并一直沿用到清末废科举。

弥封制度本是为了防止科举作弊，却不曾想，到了明朝，竟也被有心人利用，成为作弊的手段。此种作弊手段，叫“割卷”。

所谓割卷，就是预先买通弥封所的相关人员，让他们将平日有名的文士的卷子割下来，贴在自己的姓名之下。这样，名士的卷子就变成了行贿者的卷子，而名士的名字下根本就没有卷子了。这种作法，损人利己，十分恶毒。

比如，在万历三十四年的顺天府乡试中，就发生了割卷事件。当时，福建人马某第二次参加乡试，考完后将答卷呈送给同乡林主政审阅，文章很出色，主政认为必中无疑。然而，发榜时又名落孙山。马某十分悲愤，竟欲自谥，林主政也大为不平，派人去顺天府索要马某的卷子，然而翻遍所有的卷子，也找不到马某的。等到乡试中举的人的卷子送到礼部，才发现第四名的卷子与马某的一字不差，经法司询问，才查清是割卷造成的。

５、换卷

除了利用弥封制度的漏洞进行作弊外，明代科举还有人利用誊录制度进行作弊，即进行“换卷”。

为防止阅卷官通过辨认笔迹作弊，宋朝官府发明了誊录制度。誊录制度是指科举乡试、会试的墨卷必须用朱笔誊录。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置誊录院，乡试、会试考生的试卷需交由弥封官封卷。宋仁宗时，进一步规定，科举试卷需交由誊录所用朱笔誊写，以誊本交考官评阅，此后历代沿制。

但誊录制度也有漏洞，即考生（一般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富贵人家子弟）可预先收买誊录所的书写手，让书写手将参加科考的名士的卷子隐藏起来，秘密地誊录在行贿者的名下，而将行贿者的卷子誊录在名士的名下。

这种互换誊录的作法就叫“换卷”，也很隐蔽毒辣，但毕竟留有证据，不是十分有把握的作法。更为隐蔽的作法是，贿买受卷所书吏，让书吏牢记名士的姓名，等到接到名士的卷子，即将它压在各卷的底下，不马上弥封。到深更半夜后，乘受卷官困卧打盹时将名士的卷子带出来，让行贿者将答卷抄录一遍，而将名士的卷子毁弃，这种作法毫无证据可查，手段更恶毒、更隐蔽。

６、漏题

明代科举考试中的乡试和会试的试题，一般都是在考试前一天才出题，夜里边刻边印，至黎明时印完，发放给考生。这中间的时间很短，且都在考试场所封闭的环境中进行，而且进入考场的官员只允许携带不识字的家人一人进入考场，因此想要漏题的机会很少，也很困难。

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给足好处，上刀山下火海都有人去，何况区区漏题，怎么能难住有心人呢？

明弘治十二年会试，大学士李东阳、少詹事程敏政为主考官，给事中华昶弹劾程敏政将试题提前泄露给举人唐寅和徐泰。孝宗朱祐樘于是令李东阳独自阅卷，免去程敏政阅卷权。不久，给事中林廷玉又弹劾程敏政六件可疑事情，于是又将程敏政贬谪于外，将唐寅、徐泰斥还原籍。

乡试、会试漏题相当困难，而廷试泄露试题则相对容易一些。

明成祖永乐二年会试，解缙担任主考官。江西泰和人刘子钦有才气，是江西乡试的解元，解缙欣赏他的才华，曾当面答应廷试时取他为状元。但刘子钦自视甚高，大有必得之气概，对解缙很不客气。解缙心中不快，就将廷试策题秘密透露给另一位江西人曾棨。而试题又为礼乐制度方面的内容，如果不是提前准备，是难以答对的。由于解缙将题泄露给曾棨，曾棨终于获得了状元的资格。

再如正德辛未科状元杨慎，是内阁次辅杨廷合之子。当杨廷合在嘉靖初因议大礼失旨被逐时，有人便曾告发杨慎在廷试时预先知道策题，才应答得十分详细，取得了状元资格。

另外，万历庚辰科状元张懋修，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之子，而廷试试策为张居正所出，因而将策题告诉了儿子，使儿子得了状元的功名。张居正去世后，张懋修也因此连带被削籍了。

７、攻讦

考官科举考试作弊，是一种很严重的违法行为，一旦被发觉，将被严厉制裁。因此，权贵们往往不愿担此风险，而是采取另一种看似冠冕堂皇的方法，以使自己的子侄家人中举。他们的作法，主要是“攻讦”考官。

景泰七年顺天府乡试，内阁大学士陈循之子陈瑛、王文之子王伦参加了考试，但成绩都不佳，均榜上无名。对此，陈循、王文愤愤不已，攻讦主考官刘俨、黄谏阅卷不公平，并摘取考题中有“无正统”之语 ，想以此激怒景帝，希图重罪考官。所幸景帝为人宽厚，处事有方，加上大学士高谷极力保护主考官，因此刘俨、黄谏两位主考官并未获罪，但仍钦赐陈瑛、王伦两人为举人，允许他们参加明年的会试。陈瑛、王伦因此被世人讥称为“钦赐举人”，英宗复辟后，陈循被谪戍，王文被弃市，他们的儿子陈瑛、王伦也都被除名。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当权大臣为子侄取中举人，不惜上纲上线，激化矛盾，可谓用心险恶。陈循、王文攻讦主考官，开了当权大臣为私利攻讦考官的先河，此后，攻讦考官的事就不时发生。

嘉靖十六年乡试，礼部尚书严嵩为排斥异己，接连指摘应天府、广东省乡试小录中的句子，激怒世宗皇帝，以至于应天府乡试主考官、广东省巡按御史都被逮问。

嘉靖二十二年，严嵩又故伎重演，指摘山东乡试小录中的句子，又一次激怒世宗，世宗乃以讥讪皇帝的罪名将巡按御史叶经逮问，以至于杖死阙下，布政使以下官员都被贬谪到边远之地。此后，主考官们变得乖巧起来，主动迎合当权者的意图。

万历四年顺天府乡试，主考官高汝愚录取了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张懋修及张居正之亲信、吏部侍郎王篆之子王之衡、王之正。张居正死后，御史丁此吕追论高汝愚的违法不公，并指摘试题“舜亦以命禹”以激怒万历皇帝。但继任首辅讨厌丁此吕落井下石的行为，将其谪于外郡，并没有制裁高汝愚。然而，高汝愚过多录取权臣之子的行为，亦为一些正直的人所不齿。

总之，明朝科举考试七大作弊手段告诉我们，只要科举考试成为谋取高官厚禄的敲门砖，成为决定读书人升沉荣辱的跳板，即便防范措施再如何周密，也难免会有人营私舞弊，投机取巧，且令人防不胜防。而要改变这种作弊的风气，恐怕也必须从考试评价制度入手，改变选人用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