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伯、仲雍建国在周族的发展史上是一件极富开拓意义的事件，它是周族由弱小走向强大的最好证明，对周朝今后的发展更是举足轻重，但这一事件在历史上却饱受争议，并演绎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这个不同于现实的版本出自司马迁的《史记》，这部伟大的史学著作经常出现一些与历史不符的记述，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我们也不能去过分苛求司马迁，尤其秦始皇的焚书运动，先秦的很多史料都付诸一炬，想必司马迁在收集和整理这些史料时也花了不少的心血。

在司马迁笔下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公亶父有嫡子（正妻所生）三人，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由于三个儿子都十分贤能，所以晚年的公亶父在传位的事情上一直犹豫不决，既然子辈当中难以决断，公亶父开始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孙辈身上，若是子孙两辈都很贤能，那对于周族的发展岂不是更为有利？比来比去，公亶父认为三子季历的儿子姬昌在孙辈中最为优秀，可能公亶父平时对相面之术也颇有研究，他仔细研究了姬昌的面相之后断定，此子并能带领周族人走向兴旺发达（“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史记》）。

太伯、仲雍都是聪明人，一下就明白了父亲的心思，为了不让父亲为难，兄弟二人商讨决定出走他乡，并且断发纹身表示自己再也没有资格继承君位。在这种情况下，公亶父如愿的传位给季历，季历死后传位姬昌，这就是后来的西伯侯，历史上声名赫赫的周文王。太伯、仲雍兄弟最终也是善有善报，他们在今天的浙江一带定居下来，取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护，成为了当地的首领。多年后，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建立周朝，感念太伯、仲雍的恩德，寻找到他们的后人，将其中的两位后人封为诸侯，一个封在吴（浙江），这就是后来称霸东南的吴国；另一个封在虞（山西平陆县）。

事实上，这个故事早在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前就已经广为流传，经过司马迁的润笔，太伯、仲雍的形象便更加丰满，千百年来深受文人骚客的喜欢。但这个故事至少有两个疑点：其一，吴地远在浙江，与周人所在的岐山相隔千里，又有高山大河的阻隔，且不说当时的交通条件，就是放在今天也不是件易事，太伯、仲雍迁居于此岂不是儿戏？其二，当时的吴地正处在东夷势力范围，此时东夷势力渐起，就连强盛的商王朝也不得不举全国之力对付，又怎是势单力薄的太伯、仲雍所能够感化的呢？估计活命都难，更何况是立足。

所谓的姬昌有“圣瑞”引得太伯、仲雍识趣的避让，只不过是后人对于姬昌所成就事业的一种附会罢了。史学家杨宽先生在其著作《西周史》中充分的论证了这一点，并多方引证得出，太伯、仲雍乃是奉公亶父之名在虞地建国的结论。至于后来的吴国，则是在周朝建立之后，感念太伯、仲雍在周朝建立过程中的功绩而追封其另一个后人周章在吴地建国。

相传，太伯一生并无后代，如今的虞国和后来的吴国国君都是仲雍的后代，但历史从未忘记过太伯的功绩，太伯死后，虞国和吴国将其牌位供奉在宗庙之中与公亶父、仲雍等人一样世代享受着香火供奉。这种世代相传的力量，也许正是我们每个读历史的人需要去用心体会的东西。

让我们再次回到现实。此时的太伯、仲雍已是四十多岁的年纪，他们和自己的父亲共同经历了二十年前的那场大迁徙，经历了岐山脚下二十年的艰苦奋斗，看到过周族的弱小，也见证了周族的日益强大。无论是在精神上，亦或是在肉体上，他们都经受过岁月与风尘的洗礼，如今他们已经有充足的能力担当起建立一个国家的重任。

季历的年纪虽然较小，但也是一个将近四十岁的男人，父亲和哥哥们经历过的东西，他同样的经历过，他也同样有能力完成父亲交给他的任何任务。在不久的将来，他将接替父亲手中的权杖，成为周族人新的领袖。公亶父未完成的事业，将在他和两位哥哥的并肩携手下得以实践。

武乙二十一年，在完成最后的战略部署之后，公亶父终于耗尽了他的最后一丝精力，带着他勃勃的野心，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终究止步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但这并不能妨碍他的伟大；他终究未能亲眼见到周族人征服山西的那一刻，但这并不能妨碍他走的安详。他已经部署好了一切，在三个儿子的协作下，征服山西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

公亶父的时代，周族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磨难，也实现了前无古人的发展，没有人能真正的体会属于公亶父的这一代究竟经受了什么，苦难、挣扎？奋斗、成功？也许他们正是经受了我们想到的，以及无法想象的一切，才使得周族在短短二十年间“换了新人间”。

无论如何，公亶父已经作为先周时代最为伟大的领袖，永远的定格在了历史画卷中，周太王的牌位在此后的八百年中将在宗庙的最高处受到子孙后代的膜拜。周太王走了，属于他的传奇却永远的留了下来。

第二年，周族人的新一代领袖季历正式继位，史称公季。他将带着父亲的遗志，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