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篡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完成并得以传续的“篡代禅让”，在此之前，除了儒家理想中的传说故事——尧舜禹禅让以外，唯有战国时期的“子之篡燕”与西汉末年的“王莽篡汉”，是可以确证发生过的“篡代禅让”。

但子之与王莽的政权不仅没能得到延续，还在两人任上便发生国内大乱，远远不如曹丕篡汉那样：不仅通过禅让仪式完成了政权的篡代，还能相对稳定地实现两次君位传承。

•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曹丕能够完成篡汉并保持曹魏政权的稳定？
• 篡汉以前，曹操曹丕父子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 篡汉过程中，又有哪些形势变化给曹丕送来助攻？
• 且看本文为您一一道来。

篡汉之事：曹操本想自己做！

曹丕篡汉的成功，与他老爹曹操的“铺垫”是分不开的。

如果没有曹操在迎立汉献帝以来二十多年间近乎“再造汉室”的军事功绩，仅凭曹丕在接班以后不到一年间的影响力，是远远不可能在稳定局面下实现“篡汉”的。

不过，曹操本来是想要实现篡汉称帝之业的。

曹操在公元208年以来的政治活动，目的并不是为他儿子做铺垫，而是为他自己做准备。

何以见得？且看下面的进度表：

1.建安十三年（208）六月，废三公、称丞相，在制度上集权于一身

2.建安十七年（212），参拜不名、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

3.建安十八年（213）五月，汉帝册封魏公，加九锡、都邺城、建魏国、设百官；七月建魏国宗庙社稷

4.建安十九年（214），魏公曹操位在诸侯王之上

5.建安二十一年（216）四月，进爵魏王、行天子舆服仪仗

6.建安二十二年（217）冬十月，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立曹丕为魏王国太子

可见，赤壁之战发生前半年，刚刚完成黄河以北地区彻底平定的曹操，就已经在许都迈出了走向帝业的第一步。

在完全掌握关东军政大权的基础上，曹操通过废除三公，担任独揽大权且开府治事的丞相，在行政制度上，彻底掌握了大汉体制下的一切权力。

若不是赤壁之战的挫败使得曹操丧失了统一天下的良机，曹操完全可能在实现平定荆州、威慑扬益的战略目标后，回许开启进一步的僭越进程。

赤壁之战三年后，曹操完成了对于赤壁战败后的内部秩序整顿，并且在关陇地区取得潼关之战的大胜，开启了日后三四年间以关中为基地征服陇西、河西、汉中的一系列军事活动。

与此同时，随着马超、韩遂、宋建、张鲁等军阀的战败、溃逃或投降，曹操也以这些远远比不上当年官渡之战的小胜利为由头，不断给自己的“名位”贴金，紧锣密鼓地开启了僭越汉帝的政治活动。

篡汉中断：来自刘备集团的干扰

然而，公元217年末之后，曹操的僭越活动戛然而止了，在曹操仍旧在世的公元218年、公元219年，我们看不到任何迈向帝业的更进一步，更没有等来曹操本人的篡汉。

有种观点认为，曹操这是保持着当年“匡扶汉室”的青年理想，仍旧怀揣着那个做“征西将军”的梦，不忍篡汉。

这种观点是幼稚天真的。

曹操如果真是一个想要匡扶汉室的理想主义者，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公元212年到公元217年间一步步地“僭越”汉天子的名位与威仪，更不可能干出诛杀伏寿与伏皇后的不臣之事，更不可能逼死他曾经的事业伙伴、肱股之臣——荀彧。

真正的“匡扶汉室”应该是诸葛亮那样的，而不是曹操。

那么，如果曹操不是仍旧希望匡扶汉室，我们又要怎么理解曹操在公元218年、公元219年间僭越行动的戛然而止呢？

答曰：形势所迫也。

虽然曹操掌握了整个北方的军政大权，但不仅南方有刘备、孙权两个打着反曹兴汉名号的割据军阀，而且北方也有潜在的拥汉势力。

在公元218年间，先后有耿纪、魏讽、侯音在许都、邺城、宛城谋反或谋反未遂，这就表明即便在曹操掌握着的北方地区腹心之地，也有反曹拥汉势力。

这一势力的反扑打乱了曹操的政治进程，使得曹操不得不掂量掂量称帝篡汉的时机是否真的成熟。

而且，刘备自公元217年起便在汉中与曹军对峙，曹操的外部军事压力也不算小。

公元219年初，刘备军在汉中取得定军山大捷，一下子就把曹操安排在汉中方面的主帅夏侯渊干掉了。

而后刘备军趁胜逼退曹军，全取汉中，刘备也因此进位汉中王，试图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刘邦与刘秀的综合体，从汉水这个刘邦的龙兴地出发打天下，并且做刘秀那样的中兴之主。

随后，荆州方面的孟达所部攻下了上庸一带并与刘邦汇合，关羽北伐也在当年的秋天展开，并且取得威震华夏的声势。

刘备集团已经快要实现对整个汉水流域的掌控了，这种整体性的威胁，逼得曹操都想要迁都。

可以说，整个公元219年，曹操过得并不舒坦，再加上从汉中退回长安以后，头风发作，面对一连串外部军事挫折身心俱疲的曹操哪里还顾得上称帝呢？

概言之，恰好在邺城（曹操霸府所在）、许都（汉帝朝廷所在）、宛城（东汉帝乡所在）接连发生的三次谋反案，以及刘备集团在汉水流域的一连串大动作，使曹操丧失了进一步称帝的信心与精力。

曹操这才不得不以周文王自比，把篡汉称帝的未竟事业顺水推舟地交给儿子曹丕来完成，自己则集中剩下的精力，以将死之躯收拾当时的不利局面。

不过呢，曹操在迎立汉献帝以来长达24年的军政准备，又为曹丕提供了一个厚实的底子，使得曹丕可以在曹氏外部形势触底反弹后，顺利篡汉称帝。

篡汉完成：曹孙联手改变被动局面

还是在公元217年，孙权与曹操在合肥一带的濡须口又一次对峙，这次对峙并没有像209年、213年、215年那样发生军事冲突，仅仅是对峙而已。

事后，孙权派心腹徐详暗中前往邺城向曹操请降，并且提出了恢复两家联姻的示好建议，可以说，从公元217年开始，曹孙两家基本上就已经罢兵不战了。

随着公元218年、219年刘备一方的过于势大，在刘备入益州时没有占上便宜的孙权显然更加不满，孙刘矛盾逐渐发酵，曹孙之间走向联合，终于在公元219年末以吕蒙偷袭荆州的军事背刺行动爆发了出来。

曹操在孙权背刺刘备一事上，起了驱虎吞狼的作用。

曹操与孙权的这一联合，彻底熄灭了刘备军团进一步北伐曹氏的动力，客观上改善了曹操所处的战略局面，解决完紧迫危机的曹操，就像是精气神全部用完一样，也迅速在安葬了关羽首级以后撒手人寰了。

曹操去世后，曹丕在战略上继承了曹操的布局，进一步坐山观虎斗。

就在曹丕接班曹操前后（公元220年正月），不仅孙权一方向曹氏扶持的许都汉廷称臣纳贡，而且刘备一方也派韩冉前往中原凭吊刚刚去世的曹操。

孙权自然是想在背刺刘备之后得到曹氏的进一步支持，刘备则极有可能是通过这次凭吊来向曹丕示好，看能否获得曹丕的支持，共同扼制兵不血刃获得荆州的孙权。

毕竟关羽之死对于刘备而言，不仅仅是荆州利益的折损，也是亲密战友的殒命，是现实利益与个人情感的双重打击。

然而，曹丕也算是亲历了建安末年的“汉水震荡”，对于刘备、孟达、关羽三支部队联合运作出来的“威震华夏”之局面特别忌惮，所以曹丕立即斩杀了使者韩冉，并没有给刘备机会，相对坚定地站在了孙权的一边。

建安二十五年三月（公元220年春），曹操去世后两个月，曹丕改元，将汉献帝朝廷的年号，由“建安”改为“延康”。黄龙、凤凰、麒麟、白虎、甘露、醴泉、奇兽等“祥瑞”接连不断地被曹丕默许下的地方官民呈贡上来，为禅代造势。

在延康元年存续的七个月里（公元220年的夏秋两季），汉献帝在朝里朝外的曹氏臣子的胁迫式运作下前后四次宣布禅让。

曹丕则按照儒家的“尧舜禅让”套路谦让了三次，最终在延康元年十月十三日接受了象征皇位的玺绶诏册。

十月二十八日，曹丕批准了桓阶上奏的《登坛受命表》，十月二十九日，曹丕正式在许都城外的受禅台接受了汉献帝刘协的禅让，并改元“黄初”，改许都为许昌，以洛阳为曹魏帝都所在。

曹丕篡汉称帝后便册封孙权为吴王，刘备也在半年后称帝，三国鼎立格局在名义上得到初步确立（曹丕的魏朝、刘备的汉朝、孙权的吴国）。

虽然刘备在名义上依旧反曹，却已经停止了对于曹魏的军事行动，转而开始筹备东征孙权。

公元221年夏，刘备在称帝三个月后便开启东征。

一年后的夏天，刘备被陆逊挫败于夷陵，至此，刘备集团从新野屯兵以来逐渐积攒起来的主力野战军，随着关羽荆州军、刘备主力军的两次重大挫败，几乎全军覆没，对于曹丕而言，来自刘备集团的军事压力，瞬间烟消云散。

曹丕称帝之时正是刘备集团的军事威慑力减半并且不再针对曹魏之时，而且交出“投名状”的孙权也在名义上彻底向曹丕归顺，短期内孙刘两家也不可能复合。

这与曹操在公元218年、219年之时所面对的局面完全不同。

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曹操没有头风病、阳寿再长上个三四年，面对公元219年末开始逆转的局面，篡汉的可就不是曹丕了，而是曹操本人。

纵贯篡汉进程：谶纬的力量

曹操曹丕父子的篡汉进程，也充分利用了谶纬的力量。秦汉魏晋时期是“谶纬”大行其道的时期，谶纬被当时的思想界视为政治预言，极具神秘主义色彩。

其中就有一句“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它在汉武帝时便开始流行，并且在东汉建国时被开国君主刘秀在与公孙述的政治辩论中予以认可，从此成为一个拥有官方认证的谶语。

东汉末年，表字公路的袁术，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当涂高”（“涂”通“途”），毕竟“术”字的本义正是“城邑中的道路”，袁术的名“术”与字“公路”之间也是相互呼应的。

所以，袁术才在拥有玉玺与东南江山后，有那么强的信心去提前称帝。

曹操在公元213年便选择“魏”作为“公国”的国号，也是一种应谶心理。

“魏”在古代本来就有高大巍峨的含义在，而且也被用来组成“象魏”这个词语，用来指代宫城外道路两旁的那种高大的建筑——观阙。

见过汉阙的朋友就会知晓，阙这种建筑不就是“当涂高”么？当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曹操确实有“代汉”的野心，人家都把国号定成“代汉者”了，又怎么会还有保汉之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