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台，是中国古代的官署名，秦朝建立时设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御史大夫就是三公之一，主要负责监察百官，汉朝沿袭，秦汉时期御史们的官署被称为御史府，又称兰台，到了南朝时期改称御史台，此后隋唐宋元历代沿置，成为中央行政检察机关，负责纠察、弹劾官员、肃正纲纪。宋代的时候，由于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常有乌鸦在树上筑巢栖息，因此当时的御史台又被称为“乌台”，而且这个时期还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桩公案。

乌台诗案

公元1079年（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二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在这一天时任太常博士的皇甫遵带着两名御史台的低级官吏昼夜简称从京师赶往湖州，这一行三人是带着皇差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将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押往京师御史台受审。

苏轼

苏轼，当时的文坛领袖，嘉佑二年进京应试，结果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一个误会最终屈居第二，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在欧阳修的大力推荐下，苏轼名声大噪，每有新作立时就会传遍京城。后来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自请出京任职，被授杭州通判，历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咱们要说的乌台诗案便是发生于苏轼湖州知州的任内。

苏轼雕像

元丰二年，时年四十三岁的苏轼在调任湖州知州后，按照惯例给当时的皇帝宋神宗写了一份《湖州谢表》，本来就是一片官样文章，结果在咱们苏大才子的笔下写出了问题，在谢表中苏轼写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就是这两句话被当时的新党抓住了把柄。

宋神宗

早在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的时候，朝廷内部划分成了保守和变法两派，两派的领袖分别是司马光和王安石，而苏轼正是保守派中的一员，在早期两派的互相攻诘中司马光曾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信，里面有“生事”二字，于是这两个字眼变成了攻击新法的习惯用语，而“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进的变法新人的贬称，在早期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一文中就曾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士，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近来拙朴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愈多”。于是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便以此为借口说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皇甫遵三人才赶来的湖州。

保守派领袖司马光

当年的七月二十八日苏轼正式被捕，八月十八日送进了御史台的监狱，八月二十日开始提审，审讯一直持续了将近两个月，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御史台搜变了苏轼几乎所有的诗作、往来信件，在十月十五日形成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汇报材料交给了宋神宗，其中牵涉到的人包括司马光、范镇、张方平、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等人主张立即处死苏轼，所幸宋神宗并没有下定决心杀了苏轼，再加上当时的宰相吴充、曹太后以及已经退居江陵的王安石的求情，宋神宗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发圣谕，将苏轼贬往黄州充任团练副使，但无权签署公文，并不准擅离该地区，乌台诗案就此告一段落。

变法派领袖王安石

由于在乌台诗案中饱受打击，被贬黄州的苏轼一度变得心灰意冷，但是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内苏轼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他东坡居士的称号也是在这时起的。所以感谢乌台诗案吧，从此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多了一个东坡居士和许多的千古名文。

三潭印月

元丰七年，宋哲宗即位，保守派领袖司马光重新为相，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但是由于自己的耿直又受到了保守派的忌恨，至此苏轼是既不容于保守派又不容于变法派，成了两边不靠的中间人，于是他再次请求外调，元祐四年苏轼任杭州知州，任内动用了民工二十万疏浚了西湖，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了三塔，就是今天的三潭印月，又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了一条纵贯西湖的大堤，后人名之为“苏公堤”，简称“苏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