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西汉的史书中，记载了十多位酷吏。酷吏现象发端于西汉，深刻影响后世，从汉到唐，甚至明清，史籍中都有酷吏的身影。从古至今，关于酷吏的讨论大多是抱有否定、指责的态度，称其出现的主要目的是压制下层反抗，也有部分人持有不同的看法。然而，要准确地认识这种现象，就必须去看其出现的深层原因。

首先，统治思想的转变。秦虽然实现了统一，但是其暴虐的统治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到汉朝建立时，统治者意识到不能像暴秦那样以法家为指导，于是推崇清静无为的道家，社会逐渐得以恢复，开始出现繁荣之景。但是，受这种思想影响，地方管理松散，诸侯国胡作非为，威胁中央，而对外奉行退让妥协的策略，面对着日渐崛起的北方部族，如何重新采取有效对策则直接影响着汉朝的存在或覆灭。在在内外环境面临新的挑战的情况下，旧的统治理念无法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式，必须采用新的应对办法以保护政权。到武帝时，为了推行自己的抱负，他势必会冲破顽固力量的阻碍，更要有令出必行的执行者来强制推动，酷吏由此应运而生。

其次，诸侯国实力的膨胀。高祖在建立政权后，大行分封，加上政策的放任，诸侯国逐渐强大起来，实力大增，掌握权力，甚至同中央相抗衡。诸侯王单独立法，握有地方铸造货币、经营盐铁等大权，对王权形成了很大威胁，地方与中央的冲突越发频繁。诸侯王们生活奢侈，破坏封建法规，不仅加重了百姓负担，引发社会动乱，而且直接损坏王朝制定的统治秩序，动摇皇权，是王朝统治下的新隐患。

再次，豪族势力的膨胀。豪族是存在于西汉社会中的一支强大力量，他们占据了大量土地和各类资源，无数人员前来依附，实力丰厚。为了保护自身的特权，经常挤压农民，为祸乡里，是游离于王权之外的群体，主要有富商大贾、外戚贵族、地方豪强这几种人群。他们掌控王朝的经济流动，为扩展自身利益而扰乱经济秩序，甚至能够左右地方政治，。他们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地方稳定，因此，打击他们的势力，促使政权各方面正常运行，就变成酷吏的重要职责之一。

最后，受特定律法文化的影响。刘彻在位时，一改汉初宽厚生息的法律特色，主张有为，强化集权，用新理念代替原有的观念。既然要实现帝王的理想，对内便是稳固权力，对外则是征讨各处，拓展统治地域。要确保这些手段的切实执行，就须借由相关律法加以限制，以便各层的官吏能顺畅执行命令，也方便镇压下层的反抗，让各项活动有有章可依。为此，选用、提拔听从皇帝命令，又懂法的官吏是最佳手段，这时，那些执法严酷，懂法律条文，又擅长揣摩圣意的酷吏，就登上了历史舞台。

总之，内外大势的演变，促使上层选用另外的统治观念，要解决诸侯国和名门大族所造就的威胁，必然要求有一批具有才华且长于行动、无情执着的执行者，相关律法的完善，便为他们执行帝王敕令带来了根据和凭借。此类官吏的涌现，是那时各种复杂现实状况下的自然形成的。汉朝初期的国内环境处在恢复的状态下，各类冲突都还平缓，缺少酷吏生存的机会。之后随着帝国前进，冲突渐多，不论是内部争斗还是外在威胁，众多条件为他们的兴起创立了客观环境。酷吏凭借自身的严酷作风和对帝王的忠诚而从小官起家，逐渐得到欣赏和提拔，是巩固王权、捍卫统治的有利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