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燕京路

在元大都建立之前，北京地区历史的发展，虽然经历了由原始人类的聚落，到偏远的方国都城，再到北方军事重镇，然后发展为辽之陪都、金之首都的漫长历程，但其影响却始终未能涉及长江以南地区。只有当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在这里定都，不久又灭掉南宋，统一中国，北京地区遂成为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种地位一直延续到明清，并且愈加巩固。

1215年，蒙古军攻占中都后，废除中都之名，恢复燕京旧称，设立燕京路，仍辖大兴府等州县。此后的近五十年燕京又变成了一个军事重镇。

忽必烈迁都

1260年（中统元年）忽必烈夺得汗位，以开平府（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为上都。1264年（至元元年），忽必烈下诏将燕京改称中都，府名仍为大兴，“燕京”之名从此废用。1271年（至元八年），忽必烈正式建国号“大元”。次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并定国都于此。1274年，元朝正式从开平迁都大都城，上都开平改为避暑行都。1279年（至元十六年），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大都遂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都城。

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元政府对大都城从城市建设、行政管理、水陆交通、政令传递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营建。

首先是在迁都前后，由刘秉忠主持，选定新址，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大都城。工程从1267年（至元四年）正月正式破土动工，直到1293年（至元三十年）才全部完工。

其次，在大都内设立了一整套庞大的中央和地方军政机构。从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开始，皇室、贵族和中央衙署相继迁入大都城。在大都设立的中央政府机构有中书省，总管全国政务。枢密院是掌管全国军务的机构，同时还掌管中央禁卫军。忽必烈当政时，设有左、右、中、前、后五卫亲军，为拱卫都城的中央常备军，由蒙古族兵丁充当。元朝最高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这三个机关组成中央一级的最高权力机构。

1282年（至元十九年），在大都专门设立大都留守司，“掌守卫宫阙都城，调度本路供亿诸务，兼理营缮内府诸邸、都宫原庙、尚方车服、殿庑供帐、内苑花木及行幸汤沐宴游之所，门禁关钥启闭之事”。

元代地方行政机构为行省、路、府、州、县，各级统属于中书省管辖。还有一点特殊的是，为更便于控制京畿重地，中书省直辖大都和上都及其周边等地，称为“腹里”。这样一来，大都路及下属府、州、县各级就直隶于中书省统辖。大都留守司建立之初，兼管大都路都总管府事由，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另设大都路都总管府治理民事。大都路下属机构有兵马都指挥使司，分设南、北两司，置于北城和南城，职责是“掌管京城盗贼奸伪鞫捕之事”。司狱司“掌囚系狱具之事”，设司狱员等官吏主持。另设警巡院左、右院和南城警巡院，分领京师民事。供需院主管供需事项。提举学校司负责教育。

1284年大都路总管府建立后，下领州和直辖县有涿州、霸州、通州、蓟州、漷州、顺州、檀州、东安州、固安州、龙庆州（各州共领有16县）及大兴、宛平、良乡、永清、宝坻、昌平6县。大都城区东、西分属大兴、宛平两县管辖，两县地方官设达鲁花赤各一员，县尹各一员，下设县丞、主簿、县尉、典史、司吏各若干员。另在东、西、南、北四关厢分设巡检司，“掌巡捕盗贼奸宄之事”，加强都城的治安防卫工作。

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京师的特殊行政机构以及中央禁卫军，是封建皇都重要的标志之一。

第三，通过开挖南北大运河及发展海上航运，把大都这个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中心连接起来，很好地解决了大都地区百司、军队和民众的生活需求，正像《元史·食货志》所记载的那样：“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

元代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是在隋唐以来运河及一些天然河道的基础上开凿而成的。南方从浙江的杭州为起点，经过浙西运河（江南河）、淮扬运河（邗沟）、黄河、泗水、济州河、会通河、御河（永济渠）、白河、通惠河直抵大都城里的海子（今积水潭）。通过大运河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南北五大水系，使江南和黄淮等地粮食以及其他物资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大都。每年从江南运往大都的漕粮在一百万石以上，有时达三百多万石。大都地区专门设立京畿都漕运使司、通惠河运粮千户所等机构，隶属于户部，负责漕运事宜。

第四，以大都为中心建立了通达全国的驿传系统。元代称驿站为“站赤”。中央政府专门设立通政院管理站赤事宜，后改由兵部负责。元朝政府以大都为中心，在全国设立站赤1383处。根据当时不同地区的交通条件，分为陆站和水站。又以交通工具的区别分为车站、马站、牛站、狗站等。元朝政府依靠驿传，保证从元大都发出的军政号令传布、贯彻到全国各地。

元朝是以少数民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一个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因而有元一代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间的矛盾表现得十分激烈。大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尤为明显。

“阿哈玛特事件”和“文天祥就义”

忽必烈夺取汗位，建立新王朝，其中汉族谋士和军将起了重要作用。起初忽必烈推行“汉法”，任用汉官，但1262年（中统三年）发生了李璮叛乱，他感到汉人的威胁，因而积极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中均由蒙古人担任主要官吏，依靠色目人作为助手，防范和统治汉人。至元年间，色目人阿哈玛特（又称“阿合马”）受到忽必烈的宠信，主管政府的财政，后任中书平章政事，专擅相权。他“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因而在朝廷内外积怨甚深，引来杀身之祸。1282年（至元十九年）三月，山东益都千户王著与民间宗教领袖高和尚，趁忽必烈赴上都消暑的机会，组织八十余人潜入京城，假称皇太子真金回宫，召见留守大都的阿哈玛特。在东宫前，伪太子厉声申斥数语后，王著便把阿哈玛特拉到一边，拿出事先藏在袖中的铜锤将他击死，随后又杀其同伙左丞郝祯。皇宫侍卫军冲出镇压，王著挺身受捕，后被杀。王著在临刑前大呼：“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年仅29岁。击杀阿哈玛特的事件，表明大都地区民族的矛盾相当尖锐。

同年十二月，又有传言说宋室皇族将聚众千余攻打大都，以劫救囚禁在狱中的文天祥。元廷闻讯后十分惊恐，决心处死文天祥。文天祥（1236～1283年），字履善，又字宋瑞，号文山，江西庐陵（今江西吉水）人。宋宝祐四年（1256年），中状元，官至右丞相。1278年（至元十五年）抗元失败，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次年十月押至大都。忽必烈多次使人劝降，均遭文天祥严词拒绝，他慷慨申言：“今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文天祥被关押在大都北兵马司土牢内，度过了4年的狱囚生活。他在狱中书写了大量诗词，并与旧作编辑成册，取名《指南录》，表明自己如磁针一样心向南宋。他写的《正气歌》，抒发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一直广为后人传诵。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八（1283年1月8日），元世祖忽必烈在皇宫亲自劝降文天祥，并许以宰相的高位。文天祥不为所动，惟以“愿赐之一死足矣”作答。第二天（1月9日），文天祥在南城柴市（今北京宣武区菜市口一带）从容就义，时年47岁。他的友人张千载冒死收其尸首，在俘虏中访见文天祥之妻欧阳夫人，将尸骨火化，送归故乡安葬。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在当年囚禁文天祥的土牢旧址修建文丞相祠（今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内），其后院内至今有一棵向南歪斜的枣树，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所栽。

“两都之战”

按照蒙古旧制，汗位继承人要经过贵族大会（即“忽里台”）的推戴才能确认。元朝建立后，忽必烈虽然仿汉制确立了太子，但忽里台制度依然保存。1294年（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死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皇位的斗争接连不断，直至发展到公开的内战。文宗在位时就发生了“两都之战”。1328年（泰定五年）七月，泰定帝避暑时死于上都开平。消息传来，留守大都的权臣燕铁木儿发动兵变，遣使迎接前帝武宗（1311年已死）的次子图帖睦尔入京即帝位，是为元文宗。而上都的随驾诸臣，则拥立泰定帝9岁的幼子阿速吉八继位。于是为争皇位，大都、上都之间展开激战。上都兵分四路进攻大都，燕帖木儿分兵抗击，战场就在大都周边地区。经过一个多月的鏖战，文宗与燕帖木儿虽最终取得胜利，但双方混战也使大都周围遭到严重破坏，京东一带甚至出现“野无居民”的惨象。

元末红巾军毛贵部威逼大都城

1358年（至正十八年），京师发生特大饥荒，贫病而死的流民比比皆是。大都各城门外都挖有土坑埋葬尸体，两三年内埋葬的死者多达二十余万。人民的赋税与劳役负担却有增无减，生活困苦不堪。元末至正年间，京畿和其他各地农民被迫起义，反抗残酷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1357年（至正十七年），江淮一带韩林儿、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分三路北上，直指大都。由毛贵领导的东路军自山东北进，攻克清州、沧州、长芦等地。1358年三月进逼漷州，起义军的前锋抵达枣林（今通州东南），距大都仅120里。城内惊恐万分，朝臣劝顺帝迁都避难。后因元政府召四方军队援救，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剌不花带兵堵截，红巾军被迫退守济南。

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即帝位，明朝建立。而在前一年的十月，朱元璋就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伐灭元。行前发布北伐檄文，历数元朝统治的腐朽和苛政，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徐达等将按照朱元璋的北伐方略，先攻取了山东、河南等地。随后沿运河水陆并进，1368年闰七月抵达河西务，攻下京东重镇通州。元顺帝见大势已去，带着后妃和随从人员一百余人连夜开健德门，出居庸关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明军进抵大都城下，猛攻齐化门，士兵填壕登城而入，大都遂为明军占领，元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