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名，谁能定夺？唯有皇家。皇帝的喜怒哀乐，都能影响到地名的更替。

梅州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二月辛未日，广州城外一片萧杀，南汉国主刘鋹（音chǎng读“场”）一身白衣，从城门走出。他将要向已经团团围住广州城的宋军主帅潘美献上降表。负隅抵抗五个月，南汉军队节节败退，无可奈何之下，刘鋹只能选择投降。按照宋太祖早先下达的旨意，刘鋹被软禁在宫殿内，等候发落。而潘美则详细整理了平南汉后收复的土地州县户口，写成露布文书，火速送往东京开封。不到十天时间，文书就到达了宋太祖手上。

宋太祖的疆域地图上,从此又多了60个州，240个县，17万263三户人口。当宋太祖仔细查看新收复的土地时，一个地名引起了他的注意：敬州。

敬州是南汉乾和三年（公元945年）所置的新州，管辖程乡县，取名为“敬”，大概是以此表示对南齐时南迁定居程乡县的先贤程旻（音mín读“民”）的尊敬。但宋太祖觉得这个“敬”字格外碍眼。原因无他：宋太祖那位曾做过营州、涿州和蓟州三州刺史的祖父，就叫赵敬。

现代人可能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人名和地名都用这个字，说明“敬”字寓意好，宋太祖的祖父也算起了个好名字。但古人可不这么想。

起于春秋成于秦汉的避讳制度，要求人们应当在言谈举止和书面文字中，避开君主、圣贤和至亲的名字。赵敬是宋太祖的祖父，属于至亲，宋太祖应当避讳这个“敬”字；同时，宋太祖是一朝天子，皇权的掌握者，他和他的家族，属于天下人的“尊者”，他避讳的字眼，当然全天下也要避讳。宋太祖当机立断：“敬州犯翼祖（即赵敬）讳，改名。”

敬州最终改称梅州,这个名字直到今天，仍在使用。为何是“梅”字呢？大概源于当地的物产：梅树。梅州盛产梅，现今梅州梅县潮塘村还保留有一株宋明时代的古梅树。“敬州”改成“梅州”，平添一份诗意，宋太祖也算无心插柳了。

除了“敬”字地名，带有宋太祖父亲名字“弘殷”字眼的地名，也逃不过改名的命运。于是，弘农郡成了恒农郡，殷城县改为商城县。而他弟弟宋太宗则更进一步。公元976年十月，宋太宗刚一登基，就下达了一道命令：“官阶、州县名与御名下字同者，皆改之。”

宋太宗叫赵光义，所以，州县名中凡是带有“义”字的，全都要避讳。最终因避讳“义”字改名的州县，有二三十处。

蒋州

皇权之大，可以令家事成为天下事，那是否做了皇帝就没有烦心事了？当然不可能。改地名改到天下无“义”字的宋太宗赵光义，就有一桩心病：契丹辽国和他们手中的燕云十六州。

宋太宗刚即位时，野心勃勃，想要继承遗志，夺回燕云十六州，征服辽国，真正一统天下。可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辽高梁河一役，宋军损失惨重，御驾亲征的宋太宗也身受箭伤，靠着一辆驴车才侥幸逃脱。

这场失败深深打击了宋太宗北伐的信心，也令辽国在宋辽边境对抗中占据了主动权。宋太宗从此不但不再主动出击，还要时时担心辽国越境劫掠。只有宋辽边境线上那些地名：威虏、宁边、静戎、平戎等等，还在传达着一些太宗曾有过的雄心壮志。

宋辽问题的暂时解决，要等到宋太宗去世、宋真宗即位之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秋，辽兴宗母子大举南侵,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支持下御驾亲征澶州城，最终促成了宋辽和议，签订“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北宋政府每年送给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看似屈辱，却带来了长期和平相处的局面，是长期战乱之后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结盟之事商量已定，宋真宗回到开封府，除了派遣使节递交国书外，还有一件事要做：改地名。既然宋辽已经议和，边境线上那些充满战斗气息的地名，就必须马上更换，否则，如何体现我方的诚意呢？于是乎，“威虏”改为“广信”，“静戎”改为“安肃”，“破虏”改为“信安”，“平戎”改为“保定”，“宁边”改为“永宁”，“定远”改为“永静”，“定羌”改为“保德”，“平虏”改为“肃宁”。河北保定之名，就是此时正式出现的。

澶渊之盟在后世看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和平之盟，但在传统观念当中，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宋辽成为兄弟之国，就意味着大宋皇帝要和大辽皇帝共享“天子”之位，这对于宋真宗而言，实在有些难堪。为了挽回外交场上的“颜面”，宋真宗只得开动脑筋。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公元1008年，宋真宗宣告天下，说自己曾梦见神人，得知上天会降下天书三篇,名曰《大中祥符》。“天书”果然出现了，它们悬挂在东京城的承天门上，倒真像是从天而降的神物。真宗大喜，当即改元为“大中祥符”。三年后，开封府辖下的浚仪县被改名为祥符县。

相比父亲因避讳而改天下“义”字地名的豪气，宋真宗因外交关系而改地名的行为显得有些被动。但他还不是最委屈的那个。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十一月，南宋与金议和，南宋让出淮水到大散关以北的部分已收复国土，并向金国纳贡称臣。和议后，宋高宗也曾迫于外交压力改过两个地名：岷州改为西和州，光州改为蒋州。这次改名的原因竟是避金国国主、太子的名讳！

徽州

在帝制时代，对皇权造成威胁的,要么是周边政权的冲击，要么是统治内部的威胁。赵宋三百年间，最大的威胁始终在外，先是契丹辽国，然后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大金，最后是风卷残云的蒙古。而疆域内部，天下英雄揭竿而起的情况虽不曾发生，但伺机而动的小规模反叛，同样让皇帝们大伤脑筋。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初一，东京开封府发生了日食天象。在古人看来，日食乃凶兆。果然，没过多久，宋徽宗就接到了来自睦州的急报：睦州青溪县人方腊聚众作乱，杀死了当地的朝廷官员，十多天时间就已经聚众数万人。

宋徽宗并没有把睦州的这场叛乱放在眼里，他只派了宦官谭稹（音zhěn读“诊“）一人作为朝廷统帅，前去镇压。事实证明，宋徽宗低估了方腊，两个月的时间，方腊已经以家乡睦州和相邻的歙州为大本营，攻取了衢州和桐庐、富阳等县，直逼杭州城。能力平平的谭稹毫无作为，徽宗只好又派出心腹宦官童贯，挂帅征讨方腊。叛乱直到第二年四月才因方腊被擒而宣告结束。

叛乱平息后，宋徽宗异常愤怒。原本宣和二年初，他已经派赵良嗣出使金国，要和金国结盟，一同攻辽，实现当年太祖、太宗都未能实现的“收复燕云”大计。可方腊的内乱彻底打乱了他的“攘外”计划，“收复燕云”只能暂时押后进行。意难平的宋徽宗下发了一道圣旨：“改睦州为严州；歙州为徽州。”

怎么又是改地名？！这并非宋徽宗的突发奇想。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年底，贝州驻军因为不堪知州欺压,在信仰弥勒教的军官王则的带领下反叛。宋仁宗镇压了王则，同时安抚当地百姓，很快平息了事端。后来，仁宗给这件事留了个“纪念”：贝州改名恩州。兵变发生是因“贝”，也就是粮饷赋税而起的；事件解决则是依靠皇帝的“恩”。以“恩”易“贝”，在不动声色间，申明了皇权的力量。

那宋徽宗此次新改的这两个地名有何深意呢？发生了叛乱的睦州当然不再和睦，应当在当地重申皇权，“严”加管理。而“歙”字同“翕xi”，也有和洽的意思，同样必须改名。

“微”作何解释？南宋编写的《新安志》认为，“徽”是指境内的徽山和徽溪；清代《徽州府志》则解释为“徽，美也，故以为名”。这两种说法都和严州的改名思路不太一样。或许改名时，宋徽宗心里想到的,还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徽”的解释：“纠绳也。”“歙州”改成“徽州”，意味着对当地的管理，要如同绳索一般，牢牢束缚住。

恩州则体现了皇权怀柔的一面：颁行利民的政策，赢得民心，巩固统治；而严州和徽州则体现皇权严酷的一面：一旦权威受到挑战，将不惜一切，用高压强制手段，维护自身利益。恩威之间，正是皇帝治理天下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