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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期间，外国工作者在中国有“临时夫人”，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和难以理解的事。这在老革命沈容的作品《红色记忆》，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等书中都有披露和涉及。

比如曾为中共军事顾问的李德在支援中国革命期间，先与组织安排的萧月华做了临时夫妻，后来又结识了第二位妻子来自上海的漂亮女明星李丽莲。李德在 1939年返回苏联时请求将李丽莲带走，但因没有护照签证未得到批准，李丽莲当场晕倒。李德含泪吻别李丽莲后，依依不舍地登上飞机。从此他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

日共领袖野坂参三来延安时，也一直没闲着，与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庄涛一起生活，这名女子会说流利的日语。当美女庄涛出现时，野坂参三自然赞成“衣不如新”；而当与家里老妻重逢时，野坂又信奉“人不如故”了。野坂参三后来对庄涛显得很薄情寡义，但其实他早就向庄涛挑明过：我们的恋情是没有结果的，你不过是红色延安为我找来的“临时夫人”、“性伴侣”。

对这些“临时夫人”来说，这也许可以算是她们为革命作出的牺牲吧。

唯独当时的白求恩是个例外。领导帮他找个中国妻，他明确拒绝。理由很简单：语言不通，习惯不同，在一起也不会幸福；夫妻就是夫妻，不幸福怎么能叫夫妻呢？而且，临时夫人这种形式会对女方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坚决不娶。

然而，白求恩也是堂堂七尺男儿，也有生理需求，那么他是怎样解决的呢？原来是两项“中国特产”：一是高粱米酒，二是乡村娼寮。一次在等船渡黄河的时候，他跑掉了。大家苦苦寻找，没有结果，便求助于一位正在农村行医的加拿大牧师，他的名字叫罗明远。罗明远不负重托，很快就从一家娼寮中把白大医生架了回来。原来白求恩已经喝了好几天酒，醉倒女人身边。此时情景，恰如唐代诗仙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同样是解决生理问题，白求恩下娼寮，李德和野坂选择了性伴侣。相比而言，白求恩更正视了自己的生理需要，不装逼；有需要，花钱买，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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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延安，外国专家很少，白求恩的到来也受到当局的礼遇，仅每月发给他的津贴便相当可观，但他谢绝了。

他在写给“军事指挥部聂将军处”的信中这样写道：

“今天晚上我收到了林大夫带给我的301元钱。这笔钱中的100元好像是付给我的个人津贴，另外的102.20元似乎是用来偿还我在药品上的垫支，而剩下的98.80元似乎是用来支付我在纱布和药棉上的开销。关于这第一项100元，我在 8月12日发给延安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已经表示过拒绝接受并且建议将它用做伤员们的烟草专款。我在此只想重复这一提议。关于其他的两项，首先，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药品上垫付过那笔钱；至于花在纱布和药棉上的98.80元钱中，只有70元是经我的手花出的，剩下的部分则是由布朗大夫支付的。我经手的这笔钱在6月6日离开岚县前往五台之前已经由蒋大夫给过我，所以它并不是我自己的钱，而是八路军医疗队的。这笔钱的收条早已经寄给延安的首长了。

其它的医生每月只有1元的津贴，而聂将军本人每月的津贴也只有“可观的”5元，在这种情况下，让我接收每月100元的津贴是不可思议的。

另外，因为我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是免费提供给我的，钱对我没有任何用处。”

这种对金钱的态度，让今天的金钱至上者们汗颜。像这样一个忘我工作，毫不讲究物质生活，从不计较个人酬劳，却又拥有一门专长技术的人，在今天的社会，又有多少呢？

3

对金钱物质的低要求或者无要求，并不表示着白求恩就无欲无求。

他在给马海德的信中写道：

“我一直盼望着这支医疗队能够带给我一些书籍、杂志和报纸，以及一封你的信，让我了解一些外界的情况。但是，他们却只带来一台没有电机和支架，所以将无法工作的X光机。他们还带给我一听已经开封的加拿大香烟，一条巧克力，一听可可粉和一支剃须膏。这些东西都很好，但是我宁愿用所有的这些东西换一张报纸，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

他带着些不满，又继续写道：

“除了一张日本人留在一座小林子里的4月18日的《日本宣传报》，我已经有六个月没有见到过英文报纸了。我也没有收音机。我完全与世隔绝。如果不是因为一天中有18个小时要忙于工作，我肯定会有不满情绪的。”

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比“王土”广大得多。白求恩可以放弃为大众所追求的优裕的生活，忍受肉体所能担受的一切困苦；但作为一个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他渴望了解，同时，他也希望世界了解他，理解他。他关心人类，关心千万里外发生的事情，世界上任何大小的变动都与他有关。他努力捕捉更多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他需要一种有信仰、有内在方向感的精神生活。

4

每一个身处异乡的人都有乡愁，白求恩也有。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有一段:

“我梦想咖啡，上等的烤牛肉，苹果派和冰激凌。美妙的食品的幻影!书籍——书还在被写出来吗?音乐还在被演奏吗?你还在跳舞、喝啤酒和看电影吗?铺在松软床上的干净的白床单是什么感觉?女人们还喜欢被人爱吗?”

他毫不隐瞒他的思乡病，那被革命理想压抑已久的世俗生活的欲望:他想家，想电影、音乐、跳舞、咖啡、啤酒，想女人.... 革命者要战斗，也要休息，要娱乐，要有个人的独立空间，也有属于个人的情绪和情感。而这些，卸下英雄的外衣，更是一个性情中人的体现。

在1938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白求恩行军3165英里，其中有400英里是徒步穿行于山西、陕西和河北三省；他共做了762个手术，检查了1200名伤员；他还重组了部队的卫生系统，写作和翻译了三本教科书，建立了一所医疗培训学校。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如此繁重的工作，卓著的效绩，不要说一个人，就算一个小分队也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

白求恩是一个西方知识分子，也出入过上流社会，也曾经花钱如流水，能写诗、会画画。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曾经的拥有，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思乡情绪影响工作，这才是真正的难能可贵之处。

5

1923年秋，33岁的白求恩到英国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结识了22岁的英国姑娘法兰西丝。白求恩对法兰西丝一见钟情，很快两人结为伉俪。 然而，不幸的是，一年后，白求恩染上了肺结核。白求恩对妻子说死神就要来到他的身边，他不能把肺病传染给妻子，他要和妻子离婚。尽管白求恩反复“动员”，可妻子法兰西丝一再拒绝。白求恩只好硬起心肠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书。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战胜了病魔的白求恩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解放区，受到当局的礼遇。但他宁可下娼寮，也不要“临时夫人”，坚守着自己对感情的忠贞和信仰。在生命垂危时，他仍然惦记着已经离婚多年的前妻法兰西丝，惦记着自己作为男人的责任。

他的遗书上这样写着：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分期给也可以。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还要告诉她，我是十分内疚的，并且曾经是快乐的。”

看了这样的绝笔信，我想所有女人都会无比动容。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责任感，又有多少男人有？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从小就熟悉“加拿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但对他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的层面上，停留在语文课本里有关他的无私奉献的故事中。年少无知与叛逆，对那些强行灌输的英雄事迹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如今长大成人，经历了许多事之后，再读这些历史材料，再在故事之中逐渐还原了一个真实、丰富的白求恩，才发现：真实的白求恩，更值得崇拜。我们现在的社会太缺少白求恩这样的人，缺少他的纯粹、有情有义，缺少他的理想主义和对精神世界的无限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