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时拾史事独家原创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作者赖正直

说到董卓，大部分人脑海里浮现出来大概是一个体型庞大、满脸横肉、须发戟张、杀人不眨眼的粗野武夫甚至是恐怖黑暗大魔王的形象。但是，如果不受小说、漫画、影视剧中董卓形象的影响，而是认真读读《后汉书》《三国志》中的记载，就不难发现，其实董卓也是个读书人。

一、董卓的工作经历是汉代士大夫的标配履历

《三国志·董卓传》载，董卓在“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汉朝时的良家子，是指非医、巫、商贾、百工等贱民之家的子女。羽林郎一般也多从士大夫、贵族子弟中选拔。可见，董卓年轻时的家庭条件是比较优越的。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载，“（董）卓父君雅，由微官为颍川纶氏尉。”董卓的父亲曾当过颍川郡纶氏县的县尉，这一官职不算大，但却是朝廷直接任命的官员，算是“朝廷命官”，这在传统乡里地域社会中非常有利于提升董氏家族的地位。董卓之父的任职履历表明，董卓家族的社会地位至少不会太低，一般据此推测董卓家族应为陇西豪族（至今仍有许多董姓宗族以“陇西堂”为堂号）。

董卓的家庭出身给他提供了读书的条件。而董卓的早期工作经历也表明，他是读过书的。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吴书》载，“凉州刺史成就辟（董）卓为从事”，又载，“并州刺史段颎荐（董）卓公府，司徒袁隗辟为掾”。董卓曾在凉州刺史衙署和司徒府里面担任“从事”和“掾”，这两种职务都是高级军政长官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虽然董卓是因为能打仗才被推荐任职的，但他既然在办公室工作，平时就免不了要经常处理很多文书往来的事务，没读过书、没点文化是肯定胜任不了的。

而且按照当时的惯例，从事、掾等属官一般是从士大夫家族中选任，因为当时的基层社会基本上控制在世家大族手里，只有他们的家族成员才能确保政府的政策能贯彻落实到基层社会。

而这些士大夫家族的子弟通常是要读书接受教育的。可以参考大家比较熟悉的曹操的情况。在曹操的司空府和丞相府里，担任过从事或掾的有崔琰、王朗、陈群、王粲、刘晔、毛玠、贾逵等人，无一例外都是世家大族出身的读书人，那些行伍出身、没读过书的于禁、乐进等人只能当军司马、帐下吏，但绝对不可能进入曹操的幕府担任从事或掾。

董卓当过羽林郎、州从事、司徒掾，这些都是汉代士大夫常见的任职履历。特别是董卓能够当上司徒掾，那是很不简单的事。司徒是三公之一，是东汉时期的宰相，董卓进入司徒府当司徒掾，就好像现在在国务院办公厅或者总理办公室工作一样，足以吹牛一辈子了。

董卓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经历，原因就在于他是汉代士大夫队伍中的一员，是学过儒家经典的读书人。董卓之所以会给人留下一介武夫的印象，那是因为他长期在凉州与羌人交往、作战，养成了粗犷、野性的生活作风，在士大夫中属于特立独行的另类。

二、董卓懂兵法，有一定的军事理论水平

董卓虽然读过书，但他并不打算按照一般士大夫举茂才、举孝廉的套路进入仕途，而是选择在边关打仗立军功。

他最先是跟随名将张奂到并州讨伐反叛的羌人，后来又到凉州与羌人、匈奴人作战，还打过黄巾军，汉灵帝时，董卓与皇甫嵩等六路兵马征讨边章、韩遂及先零羌，《三国志·董卓传》载，“时六军上陇西，五军败绩，（董）卓独全众而还，屯驻扶风。拜前将军，封斄乡侯”。

事实证明董卓的选择很合乎他的豪爽性格，董卓的确很能打仗，不但实现了大多数读书人可望不可及的“封侯拜将”的梦想，而且练出一支特别能打的部队，为他以后夺取朝廷大权打下了基础。

董卓打仗不光是靠经验，有迹象表明，他的兵法造诣也很高。《后汉书·皇甫嵩传》载，汉灵帝时，凉州有个叫王国的人起兵造反，叛军向长安进军，包围了陈仓县，董卓和皇甫嵩同时奉诏进兵讨伐王国。董卓向皇甫嵩主张：“智者不后时，勇者不留决。速救则城全，不救则城灭，全、灭之势，在于此也。”在王国攻打陈仓失败后，皇甫嵩要追击，董卓表示反对说：“不可。兵法：‘穷寇勿追，归众勿迫。’今我追（王）国，是迫归众，追穷寇也。困兽犹斗，蜂虿有毒，况大众乎！”

董卓的话说得蛮有水平，动辄引用兵法书上的经典论断，显得颇有说服力。这表明董卓是熟读兵法书的，而且理论联系实际，能做到随口引用，有一定的兵法造诣。虽然董卓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他是故意与皇甫嵩作对，这恰恰说明他的军事理论水平相当高，以至于能够随时结合战场实际情况，运用兵法理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三、董卓熟悉历史，讲话时各种典故信手拈来

董卓不但读兵书，而且还读史书。《后汉书》《三国志》中记载了他和卢植、杨彪、黄琬等朝廷重臣的几段对话，无不引经据典，灵活运用多个历史典故，慷慨陈词，侃侃而谈，他面对的卢植、杨彪、黄琬等朝廷重臣都是饱读诗书的大儒，但董卓在对话之时丝毫不落下风，这其中既是因为董卓的官职、地位、权势形成了强大气场和震慑力，也是因为董卓熟悉历史，对历史典故有独到的理解，故能舌战群儒，持论不倒。

《后汉书·董卓传》载，董卓第一次提出废立皇帝的建议，是在一次百僚大会上，董卓开篇立论的格局就很大：“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政。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陈留王，何如？”看到群臣不敢回答。董卓又说：“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剑。有敢沮大议，皆以军法从之。”

董卓的两段讲话中引用了三个典故。

第一是伊尹。伊尹是商朝大臣，据说他曾放逐不守成法的商王太甲，代为执政三年，在太甲改正错误后才迎回复位。

第二是霍光。霍光是汉武帝托孤的重臣，在汉昭帝崩后，迎立昌邑王刘贺，因刘贺荒淫无道，霍光在刘贺即位二十七天之后又将其废黜，改立汉宣帝刘洵。

第三是田延年。霍光在与群臣商议废黜刘贺时，群臣都不敢表态，这时，大司农田延年离席按剑，大喝：“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于是大家纷纷响应霍光之议。这就是董卓所说的“霍光定策，延年按剑”。

董卓所引用的三个典故，用得非常妥帖，非常应景，完全符合他当时的处境。后世在说到废立皇帝的时候，都说“行伊、霍之事”。实际上，把伊尹和霍光并列，董卓是历史上的第一人，王莽在废黜汉哀帝的时候都没有提到霍光。所以，董卓可以说是“伊霍”这一典故的创造者。董卓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典故，可见他对前朝霍光的故事非常熟悉，看来董卓平时没少读历史书。

后来，董卓打算迁都长安，再次召集公卿会议。董卓一开口又是一番历史典故：“昔高祖都关中，十一世后中兴，更都洛阳。从光武至今复十一世，案《石苞室谶》，宜复还都长安。”你看，又是汉高祖，又是光武帝，还有当时十分流行的谶纬预言图书——《石苞室谶》，可见董卓读书时涉猎范围很广嘛。

迁都毕竟不同于废帝，话题没那么敏感，这时总算有人敢提意见了。司徒杨彪首先质疑：“海内动之甚易，安之甚难。又长安宫室坏败，不可卒复。”杨彪很谨慎，他知道董卓有文化懂历史，不敢拿前朝故事来忽悠董卓，只好提出一个现实的问题，长安的宫殿年久失修，一下子也修复不好，怎么办？

没想到，董卓的历史知识范围远远超出杨彪的想象。对杨彪的问题，董卓不屑地笑了：“武帝时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窑数千处，引凉州材木东下以作宫室，为功不难。”什么冷僻的历史知识都瞒不过董卓，他竟然连长安杜陵南山下有汉武帝用过的砖瓦窑都知道。

杨彪的质疑被董卓用丰富的历史知识破解，顿时无话可说。太尉黄琬知道驳不倒董卓，只好出来打圆场：“此大事。杨公之语，得无重思！”意思是说，迁都是大事，杨彪的话也有道理，咱们别着急，以后再慢慢研究。

董卓知道他们辩不过自己，只是想拖延时间而已。但董卓雷厉风行，岂容他们耍赖。会议一结束，黄琬、杨彪双双被免职。董卓自任太尉，司徒则换成支持迁都的王允。王允知道董卓是爱读书的文化人，在迁都时“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

董卓确实是杀人如麻的魔头，但他平时也读书学习，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修养，两种看似矛盾的气质，就这样同时集于一人身上。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吊诡。

四、董卓很有政治眼光，实行过一些有远见的政策措施

从董卓在历史上的一系列表现来看，他很有政治眼光和政治见识，不是头脑简单的一介武夫。

（一）董卓主动迎接汉少帝

董卓之所以能够主宰朝政，是因为他在大将军何进被杀、袁绍兄弟屠杀宦官的政局混乱之际，接到了逃出宫外的汉少帝，从而掌握了朝廷的控制权。

当初，何进为了迫使何太后同意其除灭宦官，召来了好几支地方部队，并非只有董卓一支。《后汉书•何进传》载：“（何进）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又使府掾泰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城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诛宦官为言。”可见，除了董卓以外，何进还召来了王匡、桥瑁、丁原等几支部队，均驻扎在洛阳周边。在外戚集团垮台、皇帝被宦官劫走的情况下，谁的部队能够从宦官手里夺回皇帝，谁就能取得左右政局发展的主动权。

第一个接到少帝的人，偏偏是董卓。为什么？按照《后汉书》的说法，“（董）卓远见火起，引兵急进，未明到城西，闻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可是，在洛阳周围的部队那么多，为什么丁原、桥瑁、王匡等人都没有看到“火起”，只有董卓的部队看到了呢？董卓“闻少帝在北芒”，他又是听谁说出这么准确的消息的呢？

要知道，董卓在何进被杀之前是驻军于洛阳城西的上林苑，而汉少帝一行出洛阳城后是朝着东北方向去往小平津，董卓在大半夜从城西跑到城东北，自然是掌握了相当准确的情报，否则怎会平白无故率兵绕城半圈？

原因就在于，第一，董卓在宫廷内部有线人为他提供情报，这个线人很可能就是他那个在宫中担任奉车都尉的弟弟董旻。第二，董卓的政治敏感性很强，政治站位很高，他收到董旻传来的宫廷发生政变的情报，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他一边指示董旻继续关注事态发展，一边动员军队做好随时出兵的准备。因此，在接到汉少帝出城前往小平津的情报后，董卓能够带领兵马从城西追到城东北，这种高效的决断力和执行力是非常惊人的。

董卓敏锐的政治意识，一方面是他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历练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他在自幼的读书学习中培养起来的。董卓能够在何进召集的各路兵马中抢到先机，脱颖而出，这就是董卓的本事，不服不行。同样统领兵马在洛阳附近的丁原、王匡、桥瑁等人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二）董卓实施了政治体制改革

东汉王朝沿袭秦和西汉的传统，实行以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为宰相的制度。但到了东汉中后期，外戚擅权专政，权力落入了专由外戚担任的大将军手里，三公被架空，只是空有崇高的地位和待遇，没有实权。何进在担任大将军的时候，有事都是找袁绍、曹操、陈琳、何颙等亲信商量，当时的三公——太尉刘虞、司徒丁宫、司空刘弘，基本上没有什么存在感。

董卓奉大将军何进之命进京，在何进身亡，董卓掌握实权后，董卓本来完全可以自己继任大将军，继续实行外戚专政。董卓曾经认汉灵帝亲生母亲董太后为姑，说起来也可以算是外戚，具有担任大将军的资格。但董卓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废除了大将军这一职务，由黄琬任太尉、杨彪任司徒、董卓本人任司空，恢复了三公执政的制度。因为董卓和当时读过书的士大夫们一样，内心认同外戚专政是弊政，只有恢复三公共同执政的制度，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出路。

司徒 杨彪

据《三国志·刘表传》，刘表原来在何进的大将军府中任府掾，董卓执政后调任北军中候，也从侧面反映了董卓实行改革，大将军一职被废除，作为大将军执政机构的大将军府也被解散、人员被分流的事实。

董卓的改革措施，表明他和当时的士大夫一样具有共同的政治主张，是有政治眼光的表现。这说明董卓读书的范围不仅包括军事书、历史书，还包括政治书。董卓的那些不读书、没文化的手下，如李傕、郭汜等人，就不可能有董卓这样的政治眼光，他们不会采取任何改革弊政、稳定局面的措施，只会把事情搞乱。

（三）董卓起用了一批人才

《后汉书·董卓传》载，董卓执政掌权后，“忍性矫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毖、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

此外，董卓还重用曾被宦官迫害的大学者蔡邕，对蔡邕几乎是言听计从。董卓根据周毖的建议，对出逃的袁绍等人既往不咎，还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封邟乡侯，袁术为后将军，封阳翟侯。另外还提拔了一批与袁绍关系密切的士大夫，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董卓还和黄琬、杨彪一起诣阙上书，为陈蕃、窦武及在“党锢之祸”中遇难的党人伸冤，为他们平反，恢复官职和名誉，起用他们的子孙。

董卓起用了这么一大批人才，是因为《后汉书》所说的“忍性矫情”吗？不，我觉得恰恰相反，重用这些士大夫，正是董卓的真性情，是他真实的内心意图。董卓本身就是读书人，他对同为读书人的士大夫集团有着天然的好感，就连当面和他顶撞，差点动起手来的袁绍，董卓都不以为忤，继续给他升官进爵。董卓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努力地向士大夫集团搞好关系，目的是希望这些士大夫们能够把他也当作士大夫集团的一员来对待。

可惜，袁绍并不希望有人来和他一起分享最高权力，他坚决拒绝和董卓和解。而且，董卓在凉州养成的残忍狠辣的做事风格，客观上也让士大夫们反感，难以和他接近。所以董卓未能如愿地回归士大夫集团，始终被认定是一个赳赳武夫。

（四）董卓有意抑制凉州军事集团

《后汉书·董卓传》载，董卓在重用了一大批士大夫的同时，“（董）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事实正如史书所载，在董卓的凉州军事集团的主要成员中，只有董卓的弟弟董旻任左将军，达到了“位比九卿”的级别，而其余诸将，例如吕布、牛辅、徐荣、董越俱为中郎将，董璜、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为校尉，确实是“但将校而已”。

董卓身为读书人，对凉州军事集团的这些将领表面上“亲爱”，其实他内心根本看不起这些粗野的武人，他觉得这帮兔崽子打仗还可以，但不读书、没文化，很多人还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搞政治是绝对不行的，更不能给他们高官显爵，让他们误以为自己了不起。

后来的事实证明，董卓的做法很有政治远见。董卓被杀后，李傕、郭汜等人夺取了朝廷大权，他们滥封官职，李傕为大司马，张济为骠骑将军，郭汜为车骑将军，个个野心膨胀，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

还是董卓眼光犀利，有远见，早就看穿了李傕、郭汜这帮没文化、没见识的家伙的老底，要是让他们掌权，准得把事情搞砸，所以始终有意识地从政治上把他们压得死死的，不让他们闹腾。没想到王允把董卓杀了，自己又压不住这帮魔头，最后给了他们出头胡闹的机会，搞得政局一团糟。

五、结束

两汉时期盛行儒家经学，社会上读书的风气很浓。当时很多手握重兵的军阀，其实都是读书人出身。袁绍、袁术出自经学传家的名门望族，世代修习《孟氏易》，刘岱、陶谦曾当过太学生，公孙瓒、公孙度都拜名家为师，孔融、刘表更是一代儒宗。

据《三国志•武帝纪》载，就连一向藐视世家大族、敢于提拔重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的曹操，年轻时也曾在谯县老家“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后来戎马倥偬，仍然“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

刘备年轻时“不甚乐读书”，但也曾拜大儒卢植为师，后来刘备更加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在临死前交代刘禅：“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还让诸葛亮抄写《申子》《管子》《韩非子》《六韬》给刘禅学习。

孙坚虽然自己不读书，但却让儒学名家胡综陪孙权读书，孙权后来也劝吕蒙、蒋钦读《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显然是以读书为荣。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作为陇西豪族子弟的董卓，读过书也是很正常、很合理的事情。而且董卓读的书种类很多，内容很广，又不读死书，能够联系实际灵活运用，讲话都很有水平，是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士大夫军阀。

汉末三国的历史为什么有着独特的魅力，让千百年来的人们津津乐道？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争霸的英雄们，都是有文化的读书人（这一点明显有别于后来的十六国、隋末、唐末五代乃至元末、明末时期），所以才能在政治军事斗争中智计频出，往往在关键时刻逆转局势，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使局势的发展呈现戏剧性，这样的一段历史就像一部悬疑大片，让你总是猜不到结局，只能拍案叫绝，叹为观止。

读过书的文化人，打起架来都是这么精彩。你说读书有什么好处？

参考文献

【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

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

方诗铭：《论三国人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于涛：《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中华书局2006年版。

END

作者简介

赖正直，男，80后，南蛮，刑事法官，法学博士。原本爱读史书，为稻粱谋选择了法律专业。法学和史学其实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都重视证据，都是在利用残缺的不完整信息拼接还原已经过去的事实真相，因而在写文章时常常会有把历史事件当作悬案来查的感觉。著有《机能主义刑法理论研究》、《毒品犯罪案件证据认定的理论与实务》等书。目前的小目标是写一部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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