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考的恢复，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只讲阶级出身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虽然那一年录取的人数与整个中国人口基数相比微不足道，但其所带来的深远意义一直影响至今。

1977年12月注定要永载史册。

那一年，570万出身不同，从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人共同走进考场，参加中断了10年的高考。27万人走进了大学，他们的命运就此改变，中国也由此悄然改变……

高考的恢复，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只讲阶级出身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虽然那一年录取的人数与整个中国人口基数相比微不足道，但其所带来的深远意义一直影响至今。

1977年高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四十年后，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就，毫无疑问，最初几年参加高考，走进大学的人已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他们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新价值、新共识，他们创造了中国辉煌的时代。他们是现在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

一个制度走过了四十年，当它形成一种既定模式之后，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几乎没有人会否定恢复高考政策本身的重要性，高考本身，带给人们的是希望，潜移默化的在心里种下了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信念，成就了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光荣与梦想。

每个参加过高考的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高考往事，有着截然不同的高考感受，大学所接受的新思想构成了他们未来努力的方向，造就了他们对之后人生的态度。

值此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新京报推出大型系列专题报道“我的高考”，从每个个体的人生经历出发，追寻他们的人生道路，探寻高考给他们带来的命运转变。每个人虽然渺小，但把他们的经历结合起来，就是一部浩瀚的中国改革发展史……

“我的高考”系列专题之01期 采访对象 | 雷颐（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

雷颐，著名历史学者。1956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数年。后当兵，又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采访前一天，才和雷颐敲定见面地点。我提议去办公室，他回复，东厂胡同一号。

要不是他这么答，我倒还从没注意到这个街道门牌号。雷颐一直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我是知道的，尤以中国近当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研究见长。我只是并不知晓，这个地方又叫东厂胡同一号。

见面当天，摄影记者要选地方给雷颐拍照。雷颐说，他们所大门口就挺好，“有历史感”。从清时荣禄府邸，到黎段“府院之争”，再到胡适匆忙离开前留下的日记……。最后照没拍成，倒是几句话功夫让我迷上“东厂胡同一号”的前世今生。

“你想想，这宅子曾经是花园，大四合院那种，假山、小桥、流水，什么都有”，兴致起了，雷颐边说边拿手比划，“可惜，后来全拆了”，停在空中的手也落下。

这还只是正式对话前的闲聊，我就毫无抵抗力地，跟随他从明代的东厂，穿越到五十年前的东厂胡同。我这才知道，雷颐曾在“锵锵三人行”中聊过的陈梦家，1966年8月就在这东厂胡同里听到嚎叫，心里受不了，才选择自尽；也才恍然，原来“东厂胡同一号”不只是个门牌号，还有许多没来得及听的故事，以及那些不该这么快就被遗忘的历史。

雷颐从1985年起就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并认准这是“最理想的生活”。又可以做研究，又不用坐班，“我理想就两个，一个是要读书，另外要有自由”。

或许正是冲着这两个念想，1978年，他一路北上，辗转三个地方，变换三种身份：从南昌、平顶山到长春，从军人、工人到大学生。

22岁的雷颐那会儿估计还想象不到，一场迟到了十年的考试，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以及中国的当下。

1977：一声令下 花落谁家

如果不是为了当大学生，至少在那年，雷颐不会从部队到工厂。

1977年夏，突然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最初大家都不太相信，虽然粉碎“四人帮”后能看到不少积极的迹象，比如总能听闻电影开禁，老干部解放。就连雷颐自己所在的空军地勤部队，也终于敢把原来用于政治学习的时间花来抓军事训练了。

中学时代的雷颐。图片由雷颐本人提供。

然而，当时的人们总觉得“恢复”不会那么快。毕竟“反击右倾翻案风”硝烟未烬，邓小平直到7月才再度复职，1977年剩下满打满算也就半年。别说组织全国统一考试，就连筹备印制考卷的纸张都是难题。当时都是计划经济，哪来计划之外的纸张。

没想到复出一个月后，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拍板，“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出《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让雷颐吃了颗定心丸。

可当时部队还是有严格限制，不允许随便报考。雷颐就向上反映，想复员。连队中队领导一开始还不太乐意，说好不容易培养你三年，现在技术正是最成熟的时候，就这么放你走了不合适。

最后还是整个机务大队的教导员开明有远见，给雷颐签了“同意”。教导员本身就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也知道雷颐爱读书，便一心看好这个苗子。“你回去好好准备吧”，在一次准备飞行前，指导员和他一起推地面电瓶车（供启动飞机用）时答应的他。雷颐感激至今。

当兵时的雷颐。图片由雷颐本人提供。

1978年3月，雷颐成了复员军人，回城进了工厂，到招生办交了5毛钱的报名费，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备考生活。毕竟拿着工厂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雷颐白天干活也不敢懈怠。每天上班比师傅早，下班比师傅晚，到家才开始翻书查资料。他倒是对自己挺有信心，觉得如果报文科，凭着他这么多年爱读书的底子，肯定能考上。

父亲却没有那么乐观，觉得他未必一次能中。学建筑出身的父亲总还是希望儿子能学数理化，当时的印象是文科又危险，又根本算不上什么学问。在得知雷颐考了355分远超重点线之后，父亲慎重劝他，“能不能今年先不上，你再复习一年，明年一定能考上一个理工大学”。

可雷颐心里清楚，他的心不在理工科上。虽然之前当的也是技术兵种，但精神头始终不大；做工人那会儿，也一天到晚老看表，寻思怎么下班时间还没到。这么多年，他唯一没有间断的事就是读小说和哲学，填志愿的时候，他在文和哲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内心给出的答案是，“我要当作家”。

人有选择和有出路不一样

复员、文科、当作家，是雷颐心目中完满的1978年。至少他可以选择了，即便并不能事事如意。比如最后一项，命运交付给他的和他最先开始选的，就不太一样。

总归是受到高尔基的“指引”，怀有小说梦的雷颐极度渴望体验“在人间”的生活。他在志愿表上满怀欣喜地填上“考古”专业，想象着野外挖宝如何丰盈他的创作，却不料真实的世界将他抛向学术的古堡。他最终进入吉林大学历史系，文学梦未能如愿，却添了他在史海钩沉的爱好。

吉林大学是个好学校，还在部队里的雷颐脑海里就留有这个印象。这跟一个姓陈的机械师有关，长春人，西安工程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学机械，但对英语很感兴趣，身边始终带着几本英语书。雷颐没事就喜欢跟他聊天。他拼命灌输吉大怎么好，又有“量子化学之父”唐敖庆（报纸上那会儿已经在宣传科学家），还有半导体系。雷颐都默默记在心里了。

有选择，意味着路不只一条。不像荒诞的全民运动，将每个人都裹挟在拥挤的单行道上。衣服都是一身蓝，大小活动前必须学习红色的语录，农民永远吃不到商品粮，知识青年就应该上山下乡。

三年前，雷颐从“插队知青”被招兵办挑中去空军，全家上下都高兴异常，即便那时候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都想上大学，但文革中断了，上学是妄想。能去部队当兵就是最好的出路，至少能逃过上山下乡，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人能就此绕道，躲避上山下乡，“走后门”从那个时候起成了普遍的现象。没门路的下乡当“知青”，两年后有资格招工或当兵，如果参军之后没提干，也能复员回城当工人，还可以重新吃上商品粮。

做空军地勤时的雷颐。图片由雷颐本人提供。

当时在部队的伙食就很好。空军地勤每天是1块钱，飞行员大概两块多到3块，相较于陆军和空军后勤每天4毛6分钱，已经很优渥了。都想象部队艰苦，可雷颐过的却是天天鸡鸭鱼肉吃不完的生活。部队还发水果和水果罐头、凤尾鱼罐头，很多农村兵都把罐头留着，等探亲带回家。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那只是因为1977年，是知识被重新赋予了足够的尊严与价值，而不是权力、关系或其他。恢复的高考就像塌方隧道尽头突然射进来的那束光，让人们在快要闷的透不过气来时，看到的那个小孔的光亮。

读书无禁区

“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这是1979年李洪林在《读书》杂志创刊号第一篇《读书无禁区》里的开场。

当年“破四旧”中浩浩荡荡的烧书运动，刚过10岁的雷颐也不得不拿着父母为了“表示”一下而找出的那些连环画，交到院子里那些负责烧书的人手里。

父母历史上都没有大问题，所以不会被“抄家”，但邻居们都知道他们家书多，好心地提醒“收起来”。外国小说一直是父母的心头好，好像林琴南翻译的《块肉余生记》，一直小心翼翼珍藏。那会儿雷颐还太小，看不懂文言的翻译，后来大了再读，才发现那实际上就是《大卫·科波菲尔》。

爱书之人仿佛能嗅到彼此气味，雷颐去了部队也发现同好者不少，甚至隔壁中队、甚至邻团的谁有屠格涅夫的小说，又或是朱可夫将军回忆录这类的消息，大家也都彼此清楚，互通有无。不过当时的书只能在私下悄悄传阅，读的时候还要装模作样拿报纸遮住。他所在的部队因为有很多文革前有文化的大学生，所以思想还是很活跃。雷颐始终记得，有一次政治学习，指导员给他们读《参考消息》，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一个领导人写的回忆，讲他怎么被苏联人关起来。因为是连载，读好几天。要知道当时其他部队政治学习，绝大部分都是读《人民日报》社论。

知青时代的雷颐。图片由雷颐本人提供。

1979年春天，雷颐初读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那个季节突破了的禁区不止一个。《读书》杂志是他某个周日上午花高价格在吉大附近的书摊上买下的，读完便觉得 “振聋发聩”。当时吉大图书馆完全开放，无论是文革前的书还是新书，只要是他从没听过也没读过的，都巴不得捧在手心里，速速读完。那时的雷颐特别用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大学四年级以前，他早上基本没有五点半以后起床的，无论冬夏。而且一起床就到图书馆，找自己愿意学的书，拼命抄。1981年“80年代新一辈人精神初恋”的萨特热兴起那时，雷颐也差不多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全文抄录。那个时候都是手抄，不像现在，我们还有复印机和电脑。

不能忘大多数同龄人的命运

初入吉大历史系，雷颐还把心思放在外国史上，不曾想被李时岳先生的近代史课所吸引，便将中国史渐渐视作研学方向。大三便发表了人生第一篇学术论文《辛亥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深得老师欣赏。研究生阶段因发表《从冯桂芬到郑观应——洋务思想试析》被《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看中，毕业后直接提供工作，让雷颐渐渐开启并清晰学术之路。

1982年夏，大学毕业时的雷颐。图片由雷颐本人提供。

做历史研究的人，重视史料文本，却也深知唯有透过文本，才能亲见更多的史实。《李鸿章和晚晴四十年》中，雷颐在方寸奏折之间，读出晚清被忽略了的历史。很多时候，正史白纸黑字只会留下它想留下的，帷幕背后还有千千万万无名的个人，一同出演时代的悲喜大戏。在我们感叹一个政策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甚至一代人的命运之时，雷颐却说，“我们不能代表那个时代。”

不容否认，高考确实为像雷颐这样的一批人提供了机会，但相对于那十年被耽误的数百万考生，雷颐们终究还是少数中的少数。1977年，570万考生同上考场，录取率只有4.8%，为中国高考史上最低。在雷颐看来，绝大多数知青回城更晚，找的工作更差，又早早下岗，很多不幸和悲剧接连发生。

雷颐没有忘记他们，“我们的大学老师们觉得我们这一批是他们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但从前有句话叫‘千顷地一棵苗’，我们就属于千顷地中的那一棵苗，是以同代大量人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

雷颐在大学时记的笔记。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这也是雷颐为什么在之后的历史研究中越来越关注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他在历史的裂缝中游走古今，在进退中试图为一个时代重拾不应被忘却的集体记忆。“虽然知道历史必然有大量‘空白’因此有填不完的‘空’，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量不让历史‘留白’、尽可能为‘历史’填空，就更是历史学家、不，应是所有人的责任。”

雷颐一直在尽自己的责任，他不停地写作，著作译作达数十部之多。这么多年，他写随笔，出专栏，介入公共讨论，开设大众讲座，他没忘大多数同龄人的命运，更没忘记自己身为历史学者的使命。（文/李佳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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