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古代制度，由于对中国古代史不了解，因此不做太多论述，以免出现严重史学失误。八旗制度发展到满清入关以后，便逐步发展出汉军旗，满军旗以及蒙军旗，其中，汉军旗因为其主要构成者早年都或多或少担任过满洲贵族的仆役，因此整体等级较低。

八旗制度的败坏，有其一系列原因，其中，八旗子弟不需要劳动，即可定期获得相当数目的生活费是八旗制度败坏的根本原因，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在有一定物质保障的前提下，小富即安往往是更多人的选择。

事实上在乾隆初年，八旗子弟战斗力低下，生活娇生惯养的情况就已经比较严重了，乾隆帝深感情况危险，曾经下令整治，但是效果不好，后来乾隆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又主张削减旗人规模，让战斗力或者工作能力不足的旗人“出旗自谋生路”，本来精兵简政的思路没有问题，但是由于裁撤并没有一套明文规定的甄别标准，导致汉军旗首先被大量裁撤，其次是家族内已经没有做官近亲属的旗人，乾隆时期的裁撤，一方面导致文化水平相对高的汉军旗人被大量裁撤，令旗人集团的人才储备遭到一定打击，另外一方面导致八旗集团的整体贵族化进一步加剧，也就导致八旗子弟更加沉迷享乐。

八旗子弟在清代难以解决，其根本原因有两个，1.八旗问题不是一个在清代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对于清政府而言，若汉官讨论八旗制度的弊病，容易导致其遭到满洲官员的集中围攻，并使用“满汉之辨”作为绝佳的理由进行攻讦，因此对于清政府而言，绝大多数情况下，八旗的问题是不能进行公开讨论的。

2.八旗问题事实上只有清帝一个人有决策权，满洲亲贵中，也有一批如恭亲王一般都有识之士意识到八旗制度耗费巨资却百无一用。但是这些有识之士其实也不太敢讨论八旗治理的问题，因为八旗名义上是清政府对中国进行管治的基本盘，八旗子弟虽然能力不足，水平不高，但是由于各种亲属关系，八旗子弟拥有更好的同清政府高层的进言渠道，因此，即便有拥有一定见地的满洲亲贵认为应该整顿八旗子弟，也会立刻导致其他满洲贵族组织相当大的反对声浪，被指责“动摇国本”。这些人或多或少和皇帝还有一定血缘关系，提出的反对意见具有不低的影响力。因此对于这种基本盘的问题，即使是满洲亲贵有心改革，也未必有胆量公开提出。

因此，八旗制度及其问题，事实上只有清帝一个人有提出，判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权限，而近代中国本身清政府就内外交困，清帝或者说慈禧就更加不会去触碰这个可能瓦解清政府基本盘的话题了。

八旗制度及八旗子弟的崩坏,到了嘉庆年间发展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嘉庆帝倒是很想整顿八旗，由于八旗的改革和整顿实质上只能由他本人亲自参谋和决断，所以嘉庆帝也无从寻求足够的合理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嘉庆想出一招方法：让京师的八旗子弟前往满洲八旗的起源地：赫图阿拉屯垦，希望通过让这些人体会传统的渔猎生活，提高这些人的意志品质和劳动能力。当然，为了吸引八旗子弟前往参加，嘉庆还开出来一个条件“前往赫图阿拉屯垦满5年者，无条件授予五品顶戴，择优录用。”（在清代，五品顶戴虽然没有实际职务，但是在清代的民间进行日常办事或经商中，却有相当大的便利）没想到命令发出，应者寥寥，京师的八旗子弟从乾隆年间就开始沉迷玩乐，根本不想脱离京师，更何况人很难在面对切身利益的情况下保持足够冷静，大量京师的旗人认为，在赫图阿拉待5年足以要了他们的命。因此，这些人纷纷集结起来，向嘉庆进言停止这种想法。但是嘉庆决心已经下了，很难阻止。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负责管理赫图阿拉的盛京将军立马慌了神，这些八旗子弟万一真的在赫图阿拉死了不少，则京师的旗人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向嘉庆控诉，如果他们的愤怒得不到宣泄或者说不敢直接指责嘉庆，则必然转向控诉自己办事不力，到时候嘉庆受不了亲贵的指责，说不定还要甩锅给自己。因此，这位盛京将军立刻行动起来，首先他把屯垦的地点改在了沈阳城附近，改善了屯垦的地理区位。其次，他选择了几个气候尚可的片区，集中修了一批屋子，并圈养了一批牲畜做样子，满足嘉庆“学习骑射渔猎”的目的，最后，他甚至还雇佣了一批仆役，并设置了厨房，以满足八旗大爷的吃饭和洗衣需求。

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来了近三千八旗子弟，这些人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中，居然还在不断找关系上书控诉“环境恶劣，生不如死”，希望嘉庆收回成命，甚至发生过多次旗人私下逃回京师，拒绝前往盛京的事件，再到后来，甚至还发生了旗人出钱雇佣当地人替代自己屯垦。事情进行到最后，以嘉庆帝处死几名私自逃回京师达五次以上的旗人而告终，但是屯垦（实际上就是度假村农家乐）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自此以后，嘉庆帝意识到八旗制度的崩坏是不可阻止的。

事实上，历代清帝都或多或少的主张整顿八旗，但是因为阻力太大，加上诸事繁多，最后绝大多数不了了之。如晚清太平天国以后，慈禧也多次尝试建设近代化的满族八旗军，其曾经在颐和园内办理“海军学校”，训练旗人的海军军官，结果这些大爷在北洋海军军舰上实训时纷纷晕船到生活不能自理。把八旗子弟掺入北洋海军的想法也就以失败告终。

在1899年左右，由荣禄牵头，使用西式武器编练武卫军，其中武卫前军即编入不少八旗军，但由于长期以来基层八旗的文化腐朽，同时又由于维持温饱的生活费定期发放，加上清政府整体官僚系统机制的腐化，导致八旗士兵缺乏战斗意志和受教育的欲望。练成的武卫前军纵然装备大量西式武器，也在八国联军战役中一哄而散。

从本质上看，八旗子弟这一类人其实也不重视近代化军队这份工作。

另外一方面，慈禧整顿编练八旗想法，需要经手各级满汉进行具体实施，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开罪同僚，或者被旗人通过各种渠道轻而易举的上告到慈禧处以诋毁自身，这些措施根本得不到有效执行，导致练成的八旗军缺乏战斗力。长此以往，最后导致唯一可以对八旗制度及其附属人员进行大规模整顿的人--清帝（慈禧）实际上在潜意识中已经形成成见-八旗军根本练不出来。

清末编练北洋军时，清政府的财力经过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勒索，已经大不如前，在有限的财力下编练北洋军，必然导致清政府需要其战斗力有充分的保证，在自身面临各种国内外严峻考验的情况下，清政府必然要求从士兵招募到军官学习编练的质量都要有足够保证，然后用北洋军维护清政府自身的超然性和合法地位，因此，清政府不可能再有财力去做编成八旗军的尝试，即使后来在北洋军中掺入了八旗军，也就是最多作为和平时期对袁氏的内部牵制，清政府内心并不指望这些人有多少战斗力，在后来对付湖北新军时，也没有第一时间派出八旗子弟比例较高的部分北洋系军队。

事实上掌握完整近代化军事教育体系的晚清地方督抚及技术官僚，在编练八旗军时，出于主观上不愿意让八旗军做大，以及客观上严格训练会引发八旗子弟群起上告，影响个人仕途的原因，因此在训练八旗子弟时，基本上不负责任。

清末新政时，清政府选拔出的体格合格且识字的八旗子弟，在天津和北洋系里面的军官候补生一起学习西方军事，结果这些人文化水平远不如汉族军校生，自身其实也是被强行选出来入学的，导致这些人在学习层面非常敷衍，作业完全都是抄的，考试全靠作弊，甚至雇同学替考，慈禧曾经提出，旗人去北洋军内部学习军事，加一倍发补给，结果这些旗人居然拿着新的军服在集体宿舍的庭院里面故意打滚，把军服磨破，然后去领新的，美其名曰“反正有的换，不要白不要”，甚至还有人在食堂就餐，一定要把多发的饭票用完，首先是拿到附近市场上去卖，后来北洋军营地不允许一般人进入，八旗子弟里面甚至还有人故意打2份饭，然后把第二份饭菜倒掉过瘾。

袁氏把北洋军当成自己的核心权力所在，其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内心自然十分欢迎，因为这导致清政府的“掺沙子”策略完全失效，因此，在袁氏的授意下，各级教学部门自然不会主动去找事搞整顿，对这伙大爷，就只狠抓队列训练，然后找了个别学习态度尚可的旗人，专门训练他射击技术，再挑选几个近支亲贵子弟，送到德国留学，用来对付检查。因为北洋军每年需要和南洋军会操，只要会操上不出问题，老佛爷那边就能糊弄过去，后来慈禧过世,袁氏被开缺以后，情况就更加不可收拾了。1910年，南北洋会操，此时袁氏已经不在职，这伙八旗军官和士兵准备前往南方会操，途径安徽，听说徐锡麟起义，且清政府决定让自己这支部队前往打击徐锡麟，这些人居然全部吓破了胆，其中，八旗士兵都是相对收入差一些的旗人家庭出身，觉得跑路了就没有编制了，便集体逃离北洋军驻地，跑到驻地附近的县城驻扎下来，拒绝服从指挥，八旗的军官则一哄而散，头脑还算正常的准备前往南京投奔张勋，其余则抛弃军服，花高价买老百姓的破烂衣物，化妆逃跑，企图逃回京师，其中，北洋内部一位旗人团的团长，自知部下纷纷逃窜，自己难辞其咎，一旦被清政府高层问责，怕是要被枪毙。于是此人便扣下了自己手中全团还没发的军饷，化装成乞丐逃往山东，进入山东以后，他设法坐船快速返回天津，找到奕匡，把手里面的钱全部拿出来交给庆王奕匡，由于这事情实在是过于丢人，加上那笔钱数额估计奕匡看不上，气的奕匡拒绝收款，把此人大骂一顿后直接赶走，奕匡虽然气坏了，但是最后考虑到此人毕竟还算亲贵，旗人团不战自溃的消息如果传开，给革命档造成口实，影响极坏，且法不责众，如果全部严肃处理，打击面太大，奕匡本人早就意识到大清风雨飘摇，所关心的不过个人利益安全，再加上旗人团败坏如此，确实不是这个团长一人的责任。所以最后奕匡还是想办法把这事情压了下去，此事不了了之。

清政府最后一次企图编练合格的近代化八旗军的设想就此破产。

一年以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两年以后，1912年，清帝被迫宣布退位，清朝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