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晚期，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将西方人的视野与步伐引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18世纪以来的欧洲工业革命则为西方国家带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实力与对全世界资源的渴求，新大陆的占有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愿望，利益推动着他们以不寻常的方式叩响了中国的大门。

除去魏源等少数有识之士，无论大清帝国的帝王还是国民，面对世界的变化，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响，天依旧是那片天，但脚下的土地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各类边界条约摆在谈判桌上的时候，中国的领土面临的是割裂与丧失。

大清帝国晚期正是沙俄越过乌拉尔山向远东发展的时期。随着俄国人的步步东进，大清帝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原本分处于欧亚两洲的国家最终相遇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帝国第一次面临必须通过签订条约保障权益的问题。

1689年通过谈判，清廷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边境条约。条约规定了自沙宾达巴哈至额尔古纳河上游清朝北边与俄国边界的走向，即今天的蒙古国与俄罗斯的边界。

为了抵制沙俄在北方蒙古地区的扩张，清政府与沙俄经过两年的谈判，1727年双方再次签订《中俄不连斯奇条约》。这两个条约结束了中国自大一统王朝成立以来有域无疆的历史，客观的说，这两份条约是平等的，具有现代国家利益合作的精神。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边界东段的确定使得清朝东北地区边疆获得了百余年的相对安宁。沙俄自彼得大帝时起，坚定地实施“俄国必须占有涅瓦河口、顿河口、黑龙江口”的国家战略，也正是从那时起俄国就定下了陆地海洋双霸权的国策，以求打开西通大西洋，南至地中海，东至太平洋的所有入海口。所以因为黑龙江的存在，中俄两国的交锋是不避免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利用清王朝的衰落，于1854年和1855年两次强行侵入我国内河黑龙江，并于1856年出兵，沿江建立堡垒和哨所。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天津北京告急，沙俄趁机迫使清政府草签了《瑷珲条约》，使得黑龙江以北割让给俄国，乌苏里江以东为“两国共管”。但是清政府虽然对国际形势无知，但对于黑龙江的战略地位是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对于这一割地要求清政府并未批准。

但是随着1860年中国内有太平天国之忧，外有英法美强敌压境之患的形势变化，沙俄迫使无暇顾及东北地区的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要求清政府承认《瑷珲条约》，并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这就使得中国的领土与《尼布楚条约》时期的版图相比，丧失了中俄边境东段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今天共和国领土的十分之一。

19世纪初期沙俄完成了对中亚哈萨克草原的兼并，逐渐逼近中国西北的疆域。1844到1847年，俄国军队先后数次侵入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的阿拉套山一带，并于1864年迫使清政府在《勘分西北界约记》上画押。与乾隆时期的清朝西北疆域相比，这一不平等条约使西北44万平方公里落入了俄罗斯一界。

1871年7月沙俄又趁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际，出兵占领了伊犁地区。但这次清政府在一领土问题上没有半点退让。慈禧授命陕甘总督左宗棠领命督办新疆事务，果断出击，击溃阿古柏，收复了新疆除伊犁地区外的全部西北领土，给予了沙俄在西北新疆地区极大的军事压力。在后续清政府与沙皇俄国谈判的过程中，第一次迫使俄国谈判大臣签订了《交手伊犁条约》，明确了中国与俄罗斯在新疆地区的领土边界。

发生在清朝晚期的边疆问题，不仅限于与沙俄的数次交手和谈判，新疆西部的帕米尔高原自己西南地区中印、中缅、中老、中越均存在边界条约。若将香港。澳门的租借期视为一体，可以发现这时的中国，无论是陆地疆域还是海洋疆域都面临着时代危机。

中国与周边地区的自然环境，介于东北地区的高岭湖泊交错、西北高山荒漠参差不齐，西南高山纵横阻挡，自然构成了与其他文化背景民族交融的障碍，因此历史时期的疆域界限虽然没有设定，但朝廷和地方官员均明白国家辖境以及管辖范围，当地老百姓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归属。如果说有域无疆时代的帝王没有明确疆域边界的意识，这是正常的。因为这时的朝廷不但没有签订边界条约的必要，也根本不知道和谁签约。

有域无疆的历史延续了几千年，从6世纪中叶沙皇伊凡四世执政，俄国才开始向东方扩张，逐步吞并了西伯利亚汗国，将疆域伸向远东，在大清皇帝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周边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俄国人的步伐已经踏上了大清帝国的领土。《尼布楚条约》虽然在客观上使中国由此不自觉地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但也是从此拉开来了中国丧权割地的开端。加上民国时期再次失去的漠北蒙古（今蒙古国）以及唐努乌梁海（今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所在领地，中国在十八世纪后一共丧失了近三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

国土是立国之本、民生之根，中国疆域进入有域有疆的历史并不久远，但留给后人的记忆却是刻骨铭心。